伴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債券違約事件也逐步增多。2014年“11超日債”違約，打破了我國債券市場的“剛性兌付”，開啟了我國債券市場違約歷程。天風證券統計顯示，截至2020年7月15日，我國信用債券市場共有438只債券違約，涉及發行主體147家，涉及債券金額3635.1億元（不含債券展期、債券置換、資產支持證券等）。其中，2018年和2019年違約債券數量和新增違約主體均較多。統計數據還顯示，今年初到7月中旬，年內已有52只債券涉及違約，涉及債券金額達605.7億元，已經超過2019年同期的457.5億元水平，共涉及18家發行主體，其中2020年新增違約主體共9家。
去年底，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在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相關案件座談會”上表示，總體上，我國債券市場整體違約率並不算高，但同時也要認識到，我國債券市場違約已逐步進入常態化階段，邊際違約率增速較快，接近國際平均水平下限。
債券違約常態化之後，債券糾紛如何處置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副司長馬賤陽介紹，近年來我國債券市場迅速發展，但由於一些複雜債券糾紛案件的出現，市場機構對於明確債券案件審判機制，進一步明晰持有人會議法律效力、受托管理人訴訟資格等問題提出了迫切需求。此次《紀要》的發布較為全面地明確了當前債券市場糾紛涉及的關鍵問題，暢通了債券糾紛司法救濟渠道，統一了債券市場的相關法律適用問題，是債券市場平穩、有序、健康發展的重要法治保障。
債券違約處置“短板”凸顯
我國債券市場違約歷史比較短，處置路徑雖包含了自籌資金、訴訟或仲裁、破產重整、破產清算、擔保人代償等多種方式，但受限於處置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整體處置效果還不夠理想，處置過程中也存在部分不盡規範、不夠透明的情況。
“違約債券處置效率偏低。”鄒瀾介紹，截至2019年11月，完成兌付金額占所有違約金額的比重約為16%。同時，違約處置周期較長，一些債券在違約後歷經數年始終無法完成處置。過低的兌付比率和冗長的處置周期，反過來挫傷了投資人的積極性，加大一級市場發行困難，加大了投資人對中低資質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債券的規避情緒，引發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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