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您剛剛主要談論了“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過程中的教訓，能否請您談談“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的成果？
王貴國：保持香港的法制社會的完整性，這是非常好的。但同時也要看到，社會是進步的，任何一個法律環境、法律制度，都要與時俱進。比如說“一地兩檢”，過去連高鐵都沒有，香港《基本法》裡怎麼可能寫“一地兩檢”呢？明天可能又有新的交通工具，那是不是《基本法》裡沒寫，就不可以做呢？做一件事情需要有法律基礎，需要有事先充分的調研。比如說，我們事先調查一些國家實行的“一地兩檢”現狀，然後拿出方案供社會討論，效果可能就較好，就較具說服力。
我從加拿大轉機去美國，在加拿大就已經進入美國國界了，行李都不用拿，因為美國的執法機構已經在加拿大的領土上了，工作人員蓋個章，就算我入美國國境了。歐盟國家“一地兩檢”的情況更多。“一地兩檢”本來是很普遍的事情，可是香港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制度在世界上其它國家是如何運作的？為什麼事先沒有做研究呢？
誰可以做這件事？很多機構都可以。基本法委員會本身就有研究和向政府提建議的職能，為什麼沒做這件事？香港社會對基本法委員會有什麼認識？如果要講憲制架構，它屬於憲制架構的一部分，有效銜接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內地的大陸法系制度，從法律角度來講是“兩制”真正的銜接點。
但是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沒有重視這個機構。基本法委員會的地位沒有得到確立和顯示，所以每次一釋法，香港老百姓就一頭霧水，不知道這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機構。這件事情，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都有責任，但不是香港社會的責任。
我建議，基本法委員會不能僅僅在北京有辦公室，應該在香港也設立一個對等的辦公室，或者辦事處，招募香港本地法律界和其它界別的年輕人，全職做法律研究。在北京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也應當定期來香港辦公，了解香港社會的現狀和動態。現在內地講“精准扶貧”，“一國兩制”也要有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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