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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兩會專訪:王貴國談“一國兩制”在香港
http://www.crntt.hk   2019-02-24 00:16:18
 
  我個人認為,在香港回歸之初,中央政府管的過於少。比如主要官員的任命,幾乎照單全收。香港的司法機構,包括法官的任命都給予香港很大的自由。給予自由本身並不是錯誤,但中央政府當時沒有明確指出在“一國”方面有哪些要求。“一國”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不是說承認你是中國人就行了,還需要承擔中國人的義務。當時中央政府的放縱,導致後來香港社會對於“一國”的概念不清,甚至在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當中,都沒有充分體現出“一國”這個元素。《國歌法》就是一個例子。在中國內地立《國歌法》,不會有人想到,立了《國歌法》之後,我的一些行為是不是會犯法?但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這樣的感覺?作為一個國民,尊重國歌是尊重國家的象徵,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會犯法?從此事可以看出,香港人對“一國”的概念和情懷已經淡薄到了相當低的程度。

  港人的國家情懷低下不能怪香港社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是過去二十二年來放任的結果。中央政府過去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只想著給香港好處。每次領導人來香港,都會想著送香港一個大紅包,好像送一個大紅包,香港人就愛國了。其實並非如此,在香港這樣經濟發達、教育程度高的社會,僅僅“送大禮”是不夠的。台灣很多人在大陸做生意,錢照掙,台獨也照搞。香港也這樣,很多企業和個人賺著內地的錢,又沒有愛國情懷。

  中評社:那麼您認為,您所描述的情況應該如何改善?

  王貴國:這還是涉及到“一國”與“兩制”之間如何界定,除了外交、國防事務之外,其它事情中央政府都可以不管了嗎?我覺得不是這樣。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中央政府應該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比如港大最近幾年的變化,與管委會主席的任命有很大關係。那麼誰來任命、任命什麼人、任命時有過什麼考量,都應該作為考察評判教育官員的重要指標。

  過去中央政府太注重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太注重和資本家打交道。在70、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這也許都是正確的。但當香港社會發展起來,中產階級越來越壯大,社會形態成為一個橄欖球狀,一邊是很小的窮人,一邊是很小的資本家,中產階級很龐大的時候,還將重點放在與資本家打交道上,給他們再多的好處,老百姓都得不到。而資本家的財富一直在增加,中產階級的生活卻沒有得到改善,那他們不會感受到政策上的溫暖,就不會擁護中央。我們中國人講“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需要反省的地方。

  但在這個反省過程中,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果說回歸之初是管得太寬鬆,放任自流,那麼現在也不宜用管理內地的方式來管理香港社會。別的不提,單從文風來說,內地人喜歡講空話、套話、廢話,香港人直奔主題,形式主義切忌搬到香港。過去管得太鬆,現在也不能事事都管,而管得太嚴。這是中央政府需要考量的。

  《道德經》有句話,“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有人說,香港人不搞“港獨”是怕了,千萬不能認為香港人怕中央政府是好事。這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一樣,如果父母把孩子嚇住了,孩子在父母面前就不會講真話,並不是真正歸心。中央政府應該好好考慮一下《道德經》這幾句話,如果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一國”的壓迫感,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同時又明確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線在哪裡,我認為就是最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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