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在香港回歸之初，中央政府管的過於少。比如主要官員的任命，幾乎照單全收。香港的司法機構，包括法官的任命都給予香港很大的自由。給予自由本身並不是錯誤，但中央政府當時沒有明確指出在“一國”方面有哪些要求。“一國”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不是說承認你是中國人就行了，還需要承擔中國人的義務。當時中央政府的放縱，導致後來香港社會對於“一國”的概念不清，甚至在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當中，都沒有充分體現出“一國”這個元素。《國歌法》就是一個例子。在中國內地立《國歌法》，不會有人想到，立了《國歌法》之後，我的一些行為是不是會犯法？但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這樣的感覺？作為一個國民，尊重國歌是尊重國家的象徵，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會犯法？從此事可以看出，香港人對“一國”的概念和情懷已經淡薄到了相當低的程度。
港人的國家情懷低下不能怪香港社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是過去二十二年來放任的結果。中央政府過去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只想著給香港好處。每次領導人來香港，都會想著送香港一個大紅包，好像送一個大紅包，香港人就愛國了。其實並非如此，在香港這樣經濟發達、教育程度高的社會，僅僅“送大禮”是不夠的。台灣很多人在大陸做生意，錢照掙，台獨也照搞。香港也這樣，很多企業和個人賺著內地的錢，又沒有愛國情懷。
中評社：那麼您認為，您所描述的情況應該如何改善？
王貴國：這還是涉及到“一國”與“兩制”之間如何界定，除了外交、國防事務之外，其它事情中央政府都可以不管了嗎？我覺得不是這樣。香港的教育出了問題，中央政府應該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比如港大最近幾年的變化，與管委會主席的任命有很大關係。那麼誰來任命、任命什麼人、任命時有過什麼考量，都應該作為考察評判教育官員的重要指標。
過去中央政府太注重香港資本家的利益，太注重和資本家打交道。在70、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這也許都是正確的。但當香港社會發展起來，中產階級越來越壯大，社會形態成為一個橄欖球狀，一邊是很小的窮人，一邊是很小的資本家，中產階級很龐大的時候，還將重點放在與資本家打交道上，給他們再多的好處，老百姓都得不到。而資本家的財富一直在增加，中產階級的生活卻沒有得到改善，那他們不會感受到政策上的溫暖，就不會擁護中央。我們中國人講“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需要反省的地方。
但在這個反省過程中，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如果說回歸之初是管得太寬鬆，放任自流，那麼現在也不宜用管理內地的方式來管理香港社會。別的不提，單從文風來說，內地人喜歡講空話、套話、廢話，香港人直奔主題，形式主義切忌搬到香港。過去管得太鬆，現在也不能事事都管，而管得太嚴。這是中央政府需要考量的。
《道德經》有句話，“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有人說，香港人不搞“港獨”是怕了，千萬不能認為香港人怕中央政府是好事。這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一樣，如果父母把孩子嚇住了，孩子在父母面前就不會講真話，並不是真正歸心。中央政府應該好好考慮一下《道德經》這幾句話，如果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一國”的壓迫感，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同時又明確知道不可逾越的底線在哪裡，我認為就是最好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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