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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哈爾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軍控與防擴散中心秘書長洪源 （中評社 李娜攝） |
此外，龍興春表示，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消極態度可以從泛化“一帶一路”的角度曲線解決，應當將印度對國家聲譽、影響力的顧慮納入中印合作的考量範圍。最後，龍興春從近日斯里蘭卡債務陷阱問題出發，表示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之外，中國也應當嚴肅看待西方話語新殖民主義的問題，要針對這樣的話語體系陷阱提出解決方案。
察哈爾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高級研究員，廣西民族大學東盟學院副研究員、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葛紅亮表示東盟十國具有多樣性與統一性。東盟各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宗教文化相關情況都存在很大不同，具有多層次、多樣化的特點，相應的國家利益也是多樣化的，其中最重要的對美、對華利益也是不同的。此外，東盟各國法律機制、執法水平等方面具有統一性，東盟共同體建設在不斷發展，在地區事務上有自己的協調機制。因此，在評判地區政策時不能簡單二元論。
葛紅亮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東盟命運共同體、東盟自貿區的建設及雙邊關係不斷推進與發展，取得了涵蓋政治、經貿、安全防務、人文交流等領域的一系列成就。總體來說處於規模量增的階段，規模量增過程當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合作中出現很多摩擦。我們要對這些國家內部對華的不同聲音進行客觀的理解，拋棄要做“救世主”的心態。因而，在應對過程中必須有客觀和主觀的理解，在中美關係不確定、東南亞國家兩邊抉擇的狀況下，非常考驗我國的戰略智慧。整體層面來講，還是以務實新的合作來推進中國跟東盟的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但是這種合作不能離開價值觀與人文交流。
本次“亞太”對話沙龍由察哈爾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傳媒政治研究所所長趙瑞琦主持，他指出人類天生就是以共同體的形式連接的，在當下節點有幾個方面可以證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議題的重要性。一是從國際關係史來看，每個世紀的前五十年都是戰亂重構的時代，當下面臨秩序變革而不走向戰爭，需要思考技術發展超出對自身、對社會治理的認識的問題。二是全球權力轉移，如何避免大國戰爭，以和平方式完成權力的擴散和交接和全球性問題的出現等問題非常重要。此外，出現了全球政治覺醒為全球政治參與提供了可能。
同時，趙瑞琦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具有可操作性，推進“一帶一路”的過程當中，不同的國家意識形態、發展階段、政治訴求千差萬別，這樣一個千差萬別的情景怎麼以“一帶一路”作為抓手，通過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塑造一個新型的國際關係，這需要我們掰開、揉碎從區域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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