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雖然建黨初期即有外省人及原住民參加，因此按照民進黨的理念“台灣人”概念的內涵是應該包括台灣的所有族群。但雖然民進黨主張族群平等、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在現實政治中面對自己的支持者時，卻開口閉口“咱台灣人”，支持者要求政治人物必須用台語，不准講國語，這些都讓其他族群產生一種福佬沙文主義的感覺。因此，民進黨早期的“台灣人”概念中通常不包括外省人甚至客家人。雖然民進黨也號召外省人加入反對國民黨的行列。但此時民進黨的“台灣人”內涵是建立在“台灣四百年受壓迫”的本省人的歷史記憶之上的，所以這時的“台灣人”主要是指本省人。在現實政治中，民進黨是以本省人“台灣人”對外省人國民黨為政治訴求對象的。所以鄧麗君雖然是出身於台灣的歌手，但她在台灣卻不被認為是“台灣人”，她被認為是激勵“中華民族意識”、“中國人意識”的歌手。
進入1990年代，由於解嚴及台灣島外主張獨立的人士、或者過去因主張“台獨”被國民黨判刑的人士紛紛返台，“台獨”成為反對國民黨的重要訴求，部分“台獨”人士加入民進黨。1990年，民進黨把大陸當作“具有敵意的準外國”。1991年，民進黨將“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作為民進黨的目標列進黨綱。為了邁向執政之路，民進黨於1993年首度提出“多元融合，族群共榮”原則。民進黨主席施明德1994年7月向各國的駐台代表介紹民進黨“一中一台”理念並呼籲各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之後在1994年10月主張“金馬地區應撤軍，成為非軍事區。”1995年施明德推動與新黨大和解，對往後台灣社會政治變遷發生重要影響。
1996年5月民進黨新生代發表“台獨運動的新生代”綱領，對台灣獨立運動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在島內推動“從沖突導向”轉向“和解導向”的“新國家”運動。即主張台灣獨立是務實的政治主張，台灣獨立不是因為台灣人四百年來受到外來政權的壓迫，也不是基於台灣人對中國的仇恨恐懼，不是對過去的反動，而是對未來的展望。台灣獨立不一定是以台灣為國家的名稱，台灣獨立將不再是反對運動，而是國家的整體目標。他們認為，凝聚台灣認同的共同基礎，應該是選擇更有普遍性、多元包容、未來導向的台灣共同體驗，例如渡海來台、中國威脅、經濟奇跡等等，才能營造台灣內部的民主團結。主張在台獨的基礎上全島各種勢力大團結，槍口對外，一致對付大陸。
至此，民進黨中的新生代將民進黨成立之初的假想敵由國民黨轉向大陸，並通過島內和解的模式凝聚島內民衆的共識。1998年克林頓公開表達對台灣的“三不”政策時，民進黨發表的聲明中提出朝野應建立共識，尋求一致的國家利益基礎，作為面對威脅最大的後盾。陳水扁1998年提出海峽兩岸是“兩個華人國家”，提出兩岸兩國，承認相近的文化與血統根源。他在2000年就職典禮上指出：“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提到了中國人的智慧，並沒有公開提“台灣人”概念。但在任職後期他曾表示“台灣人不是中國人”。2000年呂秀蓮當選副總統後，也指出“如果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人”。當下台灣島內出現的“中國人”、“台灣人”的認同之爭，就是民進黨長期操弄意識形態問題的直接後果。因為民進黨的黨綱是以“台獨建國”為目標。所以無論如何修正，其“台灣人”內涵中充滿的都是獨立建國的“台灣民族論”。民進黨不改變其“台獨黨綱”，則民進黨主張的“台灣人”概念內涵就很難脫離“台灣民族主義”的性質。
國民黨的“台灣人”概念內涵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移到台灣以後以“與中共仍在戰爭狀態”為口實，藉助超越《中華民國憲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鎮壓反政府活動的《懲治叛亂條例》在台灣維持其代表包括外蒙古在內的全中國疆域的虛構的政府。為了維持這個“法統”，被稱為“萬年國會”的國民黨“中央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並且實行外省人掌握中央、本省人掌握地方權力的二元政治模式。國民黨政權遷台灣之初，蔣介石一面宣稱“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一面進行白色恐怖的清理左派勢力活動，並對台灣社會的“台灣人”意識持高度警惕態度，對台灣本土語言、文化持壓抑態度。所以國民黨統治前期，雖然外省人指稱1945年台灣光復以前的台灣本地人，會使用“台灣人”，或本省人，但那時的“台灣人”一詞只具有單純地域上的意義，並不包含政治、族群上的內涵。且“台灣人”一詞是口語上使用為多，在政府公開場合很少使用。
國民黨內最早公開提起“台灣人”概念的是蔣經國。1972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中日恢復邦交、釣魚島事件等動搖了國民黨“法統”的基礎。以此為契機，一批在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世代開始了要求分享政治權力與民主化為目標的挑戰。他們要求國民黨政權面對統治區域只及於台灣這一現實進行改革及“國家建設”。
1987年7月27日，蔣經國在宴請幾位台灣人耆老時說道：“我在台灣業已住了四十多年，我也是台灣人了”，在台灣社會引起極大的震蕩。自此，有關“台灣人”、認同問題的議論在島內逐漸展開。曾與他有過密切接觸的王作榮認為如果將蔣經國的“台灣人”之說與其本土化政策相連結起來看，他的“台灣人”內涵裏邊包含了希望台灣島內族群融合、台灣內部整合及自己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意義，同時也可看到他此說也藉國民黨的落地生根與族群融合而改變國民黨外來政黨的形象，強化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之目的。但從他過往言行而言，他的“台灣人”是中華民族下面的台灣人，是中國人的下位概念，因而也是一種族群性的概念。
1988年蔣經國去世，本省人李登輝繼任總統。因為蔣經國晚年的開放政策使台灣社會面臨巨大的轉型。雖然李登輝晚年受到“台獨教父”的批評，但如果我們今天用後見者之明研究李登輝當年的言行，卻可以發現，當年李登輝的政策還是基本沿著蔣經國的路線在走，有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情懷，並且企圖在兩岸關係上有所作為的。在繼任之初，他利用台灣社會要求改變蔣家政權以來專制獨裁統治、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權力分配不平衡、正視台灣社會要求將台灣的政治建構進行更適合台灣現實的轉變的要求，以台灣社會的民意為武器，逐漸在國民黨內政治權力鬥爭中取得勝利。在把握實權後，他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給佔據台灣一省又聲稱代表全中國、在國際社會幾乎得不到承認的“中華民國”給予定位的問題。即如何對台灣及台灣人下定義的問題。
李登輝在兩岸關係上曾制定《國統綱領》，成立“國統會”，並一再表明統一、富強、民主的中國是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1994年李登輝發表“反共不反華，反獨不反台”的見解。1995年李登輝首度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概念。在1996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中華民族能歷5000年而不墜，端賴優秀文化的維繫”。“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李登輝並呼籲：“海峽兩岸都應該正視處理結束敵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以便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歷史大業，做出關鍵性的貢獻”。李登輝對“台灣人”的定位則強調共同的歷史經驗：“五十年來的禍福與共，已經讓我們成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1998年，李登輝在馬英九競選大會上用“新台灣人”概念為馬英九拉票。他的“新台灣人”內涵，正如他在第二任就職演說中提出的也就是強調共同集體經驗的“生命共同體”概念的“台灣人”。雖然李登輝執政後期提出“兩國論”，但其執政12年間，一直強調“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所以他的“新台灣人”也是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也就是中國人下位的台灣人。因而也是一種族群上的概念。
馬英九在競選“總統”之前，出版了一本《原鄉精神——台灣的典範故事》。作為李登輝曾親自向台灣民衆推薦的“新台灣人”，他在書中表示，“新台灣人，應該擁抱一個包容、開放、充滿生命力的新台灣，用這樣的想像，向前行。”並在書中以一些台灣歷史上人物小故事的評論方式，體現了他對台灣這個移民社會的認知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繼承。所以，馬英九的“台灣人”，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深植台灣人本性裏的「台灣精神”。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台灣人”不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概念，而是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島內政治鬥爭的產物，其內涵是隨著各種時空環境的變遷而發生變化的。日據時代文化抗日的台灣前輩們清楚地表明“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但那時的“台灣人”只包括台灣的漢人，並未包括其他先住民族群。戰後主張“台獨”人士在海外建構“台灣民族”的“台灣人”作為“台灣獨立”的依據，但其內涵也曾經歷了由不包括先住民族群、不包括外省人族群擴展到所有認同台灣、愛台灣者。“台灣人”概念在台灣島內出現政治化傾向是國際政治變化與島內政治鬥爭的結果。民進黨因為將“獨立建國”列入黨綱，無論其“台灣人”內涵如何修正，都無法改變其“台灣民族主義”的性質。國民黨的“台灣人”概念是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已故歷史學家戴國煇教授生前曾指出：“台灣民族是不存在的，但‚台灣人‛這一概念是有發展餘地的。‚台灣人‛這一概念的生命力取決於其所體現的時代精神之內容。這內容不僅僅是台灣全體居民能接受，而且還必須是對岸大陸的平民百姓也能接受的、富於魅力的內容，否則沒有生命力，也不可能持久的。”台灣居民是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大陸移民的後代，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大陸改革開放前，台灣曾是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實驗基地及瞭解中國的窗口。現在台灣島內出現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之爭，是近三十年來島內政治鬥爭及兩岸關係、國際政治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正如現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所言：“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這個造句真的很奇怪。我是台灣人，跟我說我是中國人，這兩個不沖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7月號，總第2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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