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郎某、何某誹謗案（杭州女子取快遞被網絡造謠案）則使“社會性死亡”引起強烈共鳴。傳統刑法對社會危害性的評價主要表現為物質性的危害結果，而當今社會，網絡涉及面廣、傳播速度快，瀏覽量龐大，與傳統發生在熟人、社區間傳播形式的誹謗案不同，通過網絡誹謗他人，誹謗信息經由網絡廣泛傳播，不僅可能嚴重損害被害人人格，還足以破壞公序良俗和公衆安全感，嚴重擾亂網絡社會的公共秩序，在本質上應當認定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從而可以以誹謗罪提起公訴。在郎某、何某誹謗案中，檢察機關推動本案由自訴程序轉為公訴程序，體現了司法智慧和責任擔當。
岳某侮辱案本來也屬自訴案件，這類案件的行為人通常以破壞他人名譽、貶低他人人格為目的，故意實施散布被害人個人隱私、生理缺陷等侮辱性行為，且情節嚴重。而本案被告人的危害已非一時所為，最終導致被害人自殺的後果，可以說達到了“情節嚴重”的最惡劣情形。同時，與郎某、何某誹謗案類似，行為人在網絡上散布被害人裸照、視頻等嚴重侵犯他人隱私的信息，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不僅侵害被害人人格權，而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足以認定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符合公訴條件，應按照公訴程序依法追訴。公訴程序無疑更有利於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
此次公布的案例中，另外兩件涉及公民個人隱私權、信息權被嚴重侵犯的問題。隱私權、信息權同樣關聯當事人的精神人格權利。對於偷拍、傳播、洩露隱私信息等行為，由於犯罪目的不同，行為方式多樣，可能侵犯多種利益，案例對它們依法適用不同罪名追究刑事責任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
再比如，仇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對“英雄烈士”的解釋曾有過爭議。但通過此案闡明本罪中的“英雄烈士”，一般是指已經犧牲、逝世的英雄烈士。如果行為人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健在的英雄模範人物名譽、榮譽，構成犯罪的，可以適用侮辱罪、誹謗罪追究責任。但如果在同一案件中，行為人的行為所侵害的群體中既有已犧牲的烈士，又有健在的英雄模範人物時，應當整體評價為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的行為，不宜區別適用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和侮辱罪、誹謗罪。雖不屬於烈士，但事跡、精神被社會普遍公認的已故英雄模範人物的名譽、榮譽被侵害的，因他們為國家、民族和人民作出巨大貢獻和犧牲，其名譽、榮譽承載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當納入本罪的犯罪對象，與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予以一體保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