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數字治理小團體化有違數據全球流通的天然特性，也無法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今年9月，聯合國貿發會發布的2021數字經濟報告聚焦數據跨境流動，提出了“數據為誰而流”的問題，首次用公平視角取代純粹的效率與自由視角，用發展視角代替了純粹的“為監管而監管”視角，指出對原始數據搜集、加工、應用的能力越發向少數大國聚集，這一趨勢加劇了傳統基於接入差異而形成的“數字鴻溝”。報告認為，數據跨境不是貿易問題，不應在雙邊、多邊貿易協定中來商定，而應在聯合國、世貿組織（WTO）等更具代表性的多邊場合達成治理共識，既實現數據相對自由流通以保證效率，同時確保數據權益在全球相對公平的分配。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字治理集團化與全球化之間的衝突將持續存在。
（三）美國數字規則國際投射力有限
首先，以外促內、以內保外，通過外交成果塑造國內立法，通過國內立法保證外交投射力，是拜登執政之初的美好願望，而一旦缺乏國內立法支撐，對外政策說服力大大降低。拜登雖贏了2020年大選但優勢不大，“特朗普主義”退潮不明顯。今年以來，坐擁參眾兩院的拜登政府在基建法案、氣候法案、資本利得稅上限等議題上舉步維艱，國會民主黨人的分裂趨勢加劇，溫和派民主黨人出走可能性增加，弗吉尼亞州州長敗選表明中間派民主黨選民耐心喪失，明年中期選舉共和黨卷土重來的可能性大增，拜登政府坡腳的風險增大，屆時數字立法將既不急迫、也不可能，重建美國國際數字領導力將失去國內立法這一關鍵倚重。
其次，特朗普執政降低了美國的可信度，拜登雖堅持價值觀先行、重視盟友的外交路線，但其未跳脫出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老路，在阿富汗撤軍、澳大利亞潛艇事件上信用紅利打折。以穩定半導體供應鏈為例，拜登政府一方面拉攏日韓以確保供應鏈穩定，一方面游說國會加強對芯片產業投入，以真金白銀力促供應鏈回流，而當美國內立法“空轉”導致承諾遲遲無法到位，美國商務部則以《國防生產法》為要挾強迫台積電、三星就範。
最後，美數字治理的終極目標仍然是維護美國數字產業霸權，以及基於數字霸權夯實美國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投射力，這與歐盟等數字經濟體所堅持的數字主權南轅北轍。去年12月，歐盟推出《數字服務法案》（草案）和《數字市場法案》（草案），以加大對矽穀巨頭限制，扶持本土企業，而今年6月美歐峰會之際，美眾議院數字貿易小組敦促白宮對歐盟施壓，防止兩項法案“歧視”美國公司。10月以來，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呼籲通過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聯合工作機制影響《數字市場法案》的走勢，近期再度傳出白宮高層圍繞《數字市場法案》施壓歐盟的消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