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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行為下的家國情懷
http://www.crntt.hk   2022-07-06 09:00:13
  中評社北京7月6日電/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國貨運動是歷史學、經濟學、廣告學、新聞傳媒與文學等眾多學科聚焦的對象,既有從宏觀視角對國貨運動展開整體研究,以不同區域為考察點探析其流變,又有透過廣告、女性化妝品、國貨商標等細微處剖析國貨運動推進過程的特點及蘊含的愛國主義精神,等等。本文則以消費行為為視角,從催生國貨運動的歷史因素、改變市民消費行為的舉措、民眾消費行為的轉變等層面,重新審視20世紀30年代的國貨運動,以期勾勒全貌,揭示參與者的家國情懷。

  多重歷史因素催生的國貨運動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既有戰爭與災荒的侵擾以及內部局勢的動蕩,又遭受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國經濟呈現下行頽勢。西方各國為應對自身的經濟恐慌,紛紛把目光轉向了東方,憑借近代不平等條約體系的特權,大量外國商品充斥市場,致使國貨嚴重滯銷。原本風雨飄搖的民族工商業面臨破產倒閉,東南沿海地區作為經濟發達之域,亦無法幸免。九一八事變後,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實業救國思潮的推動與穩固政治的迫切需求等因素交互作用,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的國貨運動。近代中國國貨工業的演變經歷了萌芽時期、充分發展時期、凋敝時期、推進時期、新生活時期等五個階段(王性堯:《民元以來我國之國貨工業》,《民國經濟史:銀行周報三十周紀念刊》,1948年,第249頁)。事實上,中國近代工業化肇始於洋務運動,初期重點創辦軍用工業,爾後關乎民生的紡紗、面粉、繅絲、制油、造紙等民用企業相繼創建,中國近代國貨工業初具規模。然而,中國近代國貨工業外受種種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內受政治社會紛擾之影響,其發展遭遇層層阻力。創辦初期,除紡織及面粉行業稍有成就外,其他各業,進步極為滯緩。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諸國忙於戰爭,無暇東顧,我國民族工業得以快速發展,特別是1919年五四運動引發的抵制日貨運動,使國貨工業進入了黃金時期。然而,一戰結束後,西方各國工業品卷土重來,國貨工業進入了低迷衰落時期。20世紀30年代,為挽救民族危亡,並拯救民族工業於水火之中,國貨運動再度升溫。

  此外,中國進出口貿易發展緩慢,長期處於入超狀態。1912年至1946年的35年間,除1941年為出超外,其餘34年均為入超。貿易逆差傷及國家經濟命脈,引起了各界關注,如何扭轉失衡的進出口貿易局面?時人有兩種選擇,一是治本方法,振興實業;二是治標方法,提倡國貨運動。二者若能齊頭並進,相輔相成,成效必然顯著。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內外局勢的動蕩影響著實業救國與國貨運動的推進。民眾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由於國貨難以滿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洋貨的流入,於是“提倡國貨,改良國貨,足以應全國的需要,且可以使國民使用國貨,養成久遠的習慣……這種運動實在是扶危救亡,救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工作”(德征:《國貨運動》,《星期評論•上海民國日報附刊》1929年第3卷第23期,第1頁)。如何在洋貨充斥市場的情況下,改變城市民眾的消費取向,使之熱衷於選購國貨,形成長久的消費潮流,讓消費帶動生產,為中國民族工商業提供成長的契機,進而躋身國際市場,實現國強民富,這是當時各界需要共同攻克的難題,亦是家國情懷的彰顯。

  改變市民消費行為的多元舉措

  國貨運動關涉經濟、政治、社會等諸多領域,備受民國政客、工商團體、新聞媒體與知識分子等關注。他們從各自的角度,積極提倡國貨,採取多種措施宣傳國貨、推銷國貨,使民眾樂於選購國貨,形成集生產、銷售於一體的國貨經營模式,進而改變民眾鐘情於洋貨的消費行為,振興民族經濟。

  近代以來,西方諸國將大量洋貨推銷到中國市場,由於一些洋貨物美價廉,普通民眾從家庭開支與商品實用性出發,自然傾向於選購洋貨。與此同時,既缺乏海關關稅保護,又遭受國內不同地區的稅收盤剝,民族工業自然停滯不前。鑒於此,各地紛紛採取多種措施力圖改變這一局面,主要有:取締不平等條約,實現關稅自主;舉辦國貨展覽會,振興民族工商業;宣傳選用國貨的重要性與使用洋貨的消極影響;要求商店銷售國貨與禁售洋貨等。如,時任湖南省教育廳股長的熊茂生於1933年提出了積極與消極並存的倡導國貨的方法。認為“務使各國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一律取消,然後實現關稅保護政策,以抵制洋貨的輸入,同時又要次第開採礦產,振興工業,方能製造出品,以代替洋貨而應需求”,此為積極的方法;而“努力向民間宣傳使用洋貨的危險——利權外溢經濟破產等——務使全國民眾,將鄙視國貨的心理轉移到洋貨上去,則國人自樂用國貨了”,此為消極的方法。並試圖運用行政權力來推動國貨運動,即除少數無國貨可代而又必需之洋貨外(如各種化學藥品),其餘有國貨可替代的,商店一律不得購買,國人一律不得使用,違者課以累進罰金(熊茂生:《提倡國貨運動與提倡國貨》,《協均校刊》1933年第22期,第4~5頁)。

  當時的政府、社會組織與個人並未止步於倡導國貨的表層努力,而是竭力提升國貨品質,塑造國貨質量與口碑,使民眾心悅誠服地消費國貨。特別是中華總商會以及遍布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商會通過頒布《國貨陳列組織章程》《上海市商會國貨商場營業員服務須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國貨擴大展覽推銷大會章程》等相關規程,推進國貨運動。同時,商會還創辦專門的國貨商場以滿足商人與民眾的雙重需求。當時,上海先後成立了上海市商會國貨商場、上海國貨公司、中國國貨公司、中央國貨大市場與上海國貨便宜商場等五大國貨商場。其中,上海市商會國貨商場是最早建立的國貨商場之一,開業當日營銷額即達8000元之多,民眾踴躍購買綢緞、鞋襪、肥皂、張小泉刀具等國貨商品。為進一步規範國貨市場,國民政府工商部嚴令各省市總商會,國貨商品必須冠以國貨字樣。可見,政府、社會團體與民眾圍繞國貨生產、銷售、消費等展開有效的互動,齊心協力共倡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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