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與台灣方面對“現狀”的表述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插手台灣事務，號稱“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美國的實際做法是在與中國建交後，放棄國際政治信義，單方面制定《與台灣關係法》及“對台灣的六項保證”。這本來就是美方率先單方面改變現狀，就是反對和阻止中國和平統一的進程，阻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台灣方面，民進黨政府所謂的維持現狀，在“中華民國”後括號台灣，這是台獨借殼上市。在台灣的另一主要政黨中國國民黨，搞所謂的“不統、不獨、不武”，也號稱“維持現狀”。
（三）國家統一就是要改變國家事實分裂的現狀
我們不能接受美方所謂的“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提法，不承諾所謂的“不改變現狀”，不掉入美國的語言陷阱；無論是民進黨當局的所謂“維持現狀”還是中國國民黨的“維持現狀”，都是要維持台灣事實獨立、阻礙國家的完全統一，當然要予以揭露和反對。
（四）改變現狀，天經地義；反分裂鬥爭，直白有效的語言是行動
反分裂鬥爭的實踐表明，衹靠誠意、善意、交流、融合，不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無庸諱言，台灣當局長期經營的“去中國化”“抗中保台”意識形態，已經築起了抵制大陸政策、政治文宣的堅固屏障。普通民衆對來自大陸的聲音是“聽不見、聽不進、聽不懂”。直白有效的語言是行動。一項有震懾力的舉措，勝過十篇白皮書、百篇社論。有震懾力的行動，可以是軍事和經濟手段的并用。改變現狀的“威懾力”是這種力量的力度、也是其能量的溫度。在對台鬥爭的舉措上一定要具威懾力。威懾力來自於應對台獨的挑釁，大陸所展示的采取非和平方式的斷然措施的意志決心和能力。
如果兩岸關係繼續惡化，出現《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三種情形，大陸宣示正式開啓國家統一進程。當台灣民衆體察了因為台獨和分裂，存在巨大的戰爭風險或導致大陸反制，造成經濟與民生的巨大危機，可能無法延續正常生活的情景之下，民衆才會思考執政當局的分裂危害，迫使台灣出現巨大的民意反轉。
七、台灣問題的國際化
（一）美國是台灣問題國際化的主要推手
美國不能接受一個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大國崛起，中美矛盾難以迴避。唯有一方呈現出更強的實力，或以謀求更大的利益為前提之下，才可能出現所謂的管控分歧。但這也衹是階段性的或單一事項的妥協。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出現了背反現象。所謂背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說一套，做一套，而是說的和做的完全相反，翻臉比翻書還快。遏制中國是美國主流政治的共識，是美國處理國際關係最大的政治。
拜登上台以來，美國打台灣牌在質上之惡劣、量上之多樣、頻次之快已登峰造極。能使的壞招基本出盡，諸如頻繁派國會議員訪台，對台軍售和美台軍事合作升級，甚至在極其細微之處也不放過。如2022財年綜合撥款法案，其中一項，禁止行政部門製作、購入所謂不正確標示台灣“領土”的地圖。
（二）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正在加深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反對把台灣問題國際化。但是台灣問題現實是正在不斷地被推向國際化。台灣問題的嚴峻和複雜，在“複雜”層面上說，就是國際化的加深。台灣問題國際化的源頭始於馬關條約，日本統治台灣50年；後在蔣介石集團退守台灣，與美國結成政治和軍事同盟；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把台灣問題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個戰略選擇。
2021年10月21日，歐洲議會外委會上以60:4通過所謂“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報告。這樣的做法嚴重地違背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一旦這份報告通過，那麼也就意味著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將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三）以我為主，管控台獨，瓦解台灣問題的國際化
我們既反對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又要正視台灣問題被國際化的現實。一是台灣的邦交國尚未清零；二是台灣在世界經濟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某些行業舉足輕重；三是所謂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形成的陣營歸屬；四是台灣在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中國大陸既要堅決反對和抵制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又要講究鬥爭策略，瓦解台灣問題的國際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鬥爭，衹是實力對實力，利益對利益，不要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借力管控台獨存有幻想。美國西方勢力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實力和利益考量之下做出的。
（四）對美鬥爭，管控台獨要注意邊界
在解決台灣問題的進程當中，中國的實力還沒有達到可以完全忽略西方勢力的攪局和破壞的境界。在政府層面和學術層面，一度甚至出現過希望美國與中國大陸共同管控台獨的主張。實際上，與美國共同管控台獨，如果未能把握好邊界，可能是飲鴆止渴，客觀上推動了台灣問題的國際化。管控台獨，與分裂勢力作鬥爭，衹能是以我為主。在台灣問題上，衹有利益和實力的較量和算計，美國在根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善意和建設性的作為。
（五）管控和消除台獨的國際合作
由於特殊的歷史關係，美國是二戰以來國際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台灣問題既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也是二戰之後國際政治鬥爭的產物。從歷史和現實的國際關係上看，台灣問題的解決方式，不可能與國際關係無涉。我們可以把有關台灣問題的內政內涵定義為：中國政府何時以何種方式統一台灣，不容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個人干涉。管控和消除台獨的國際合作的內涵是，以有利於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推進中國的國家統一為宗旨，不排斥外國政府、組織、個人秉持支持中國國家統一的立場，應邀或受托參與兩岸事務的協調協助，扮演建設性角色。
八、兩岸經濟社會融合與“鎖台”“困台”
（一）鬥爭正未有窮期——民進黨敗選後台灣的政治生態。2022年年底，民進黨在台灣九合一選舉中大敗，蔡英文辭去民進黨主席，台獨務實工作者賴清德在競選黨主席中提出所謂的“和平保台”。所謂的“和平保台”顯然是民進黨的話語騙術，是在民進黨“抗中保台”的策略透支失能後，繼續欺騙台灣民衆、延續執政利益的權謀。
當前，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擁護和主張國家完全統一的民意并沒有形成，即使是2024年台灣大選國民黨獲勝，大陸推進國家統一仍將面臨著複雜的鬥爭局面。大陸既要與主張分裂的“明獨”民進黨作鬥爭，又要與抗拒國家統一、實質推行維持現狀的國民黨作鬥爭。
（二）如何理解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兩岸的經濟關係是按照市場經濟本身的規律運行的，資本總是向有更多的交易機會和更大營利空間流動。執政的民進黨深知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是深刻而緊密的，但是民進黨仍然試圖搞所謂的“新南向”，來割斷台灣對大陸的經濟聯繫。這就說明，民進黨為了掌握權力，不擇手段，甚至不惜采取自殺性的手段，犧牲台灣人民的福祉。兩岸經濟社會交流發展，讓台灣的中產階層和社會精英，清醒地意識到台灣對大陸的依靠是不可或缺的；而對大陸自身的產業和經濟健康的作用也是正向的。
（三）“困台鎖台”不是常態化的對台鬥爭工具
在未進入兩岸全面攤牌之前，兩害相權取其輕。對台灣經濟全面制裁或封鎖，不作為一個常態化的對台鬥爭工具。常態化的對台經濟封鎖或制裁，可能會帶來反向、負面的效果，勢必會影響台灣的民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迫使民進黨采取其他的經濟替代舉措，解除對大陸的依賴，以經濟台獨支持政治台獨，落入民進黨仇中、仇陸政策負面宣傳的窠臼。
（四）關於“鎖台困台”政策工具的使用。促進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政策，應該更為精準地實施。筆者以為，對公開主張分裂、挾洋謀獨、挾洋亂中的民進黨應當繼續擠壓其生存空間，旗幟鮮明對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在惠台政策上予以區分。經濟上不往來、不合作，動搖民進黨的執政基礎，以期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如果大陸啓動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或宣示進入“和平統一危機狀態”，制裁、封鎖、困台、窮台都是大陸工具箱裡可以運用的工具。
（五）以鬥爭求團結，以鬥爭求合作
對中國國民黨內部以“中華民國”為神主牌，主張獨台或任何拖延國家統一的力量、勢力要作旗幟鮮明的鬥爭。檢驗中國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就是能不能回到“國家統一綱領”這一份政治文件的表述，恢復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運作。對中國國民黨黨內“華獨”“獨台”勢力，予以堅決的批判和揭露，堅持團結和鬥爭兩手并用。歷史經驗表明，我們黨與中國國民黨的鬥爭是求得合作的前提。
九、兩岸政治協商、政治談判大陸必須堅持的底綫
大陸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如果台灣的政治生態發生變化，兩岸關係出現有利於統一的事態，兩岸進入政治協商或政治談判，大陸應當堅持以下底綫。
（一）體現國家國體和政體的國家名稱不能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名稱充分體現了國家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的性質；也體現在兩岸統一之後，作為統一國家主體的大陸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上發揮重要作用、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
（二）單一制的國家形式不能改變
統一的單一制國家，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也是中國近現代無數仁人志士，因飽受民族分裂、軍閥混戰、國家動亂、割據之苦，而為之犧牲奮鬥而得來不易的國家形式；統一的單一制國家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保障，對國家和發展、人民的福祉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三）堅持統一的一元化的國家國防力量
單一制的國家當然需要高度統一的武裝力量，這是確保國家統一、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國家全球戰略布局必備的要件。特別是在非和平方式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情形之下 ，台灣的軍事力量將不復存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3月號，總第30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