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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的“元首外交”促使拜登總統領悟美中關係已無“新冷戰”之餘地 |
中評社╱題：“由新冷戰至‘低蕩’：習拜‘元首外交’之功績？——兼談習主席‘大國外交’的發展” 作者：熊玠（美國），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本刊學術顧問
【摘要】本文說的“新冷戰”，不難理解，是指從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的貿易戰尖銳化而變成一個新的冷戰；所謂“新”是相對於1947-1990年代美國與蘇聯之間的（舊）冷戰而言。雖然拜登總統繼任之初曾發出終止它的意願，但實際上，在處理對華政策上他仍然延續了特朗普的新冷戰作風。而在2022年11月14日拜登與習近平主席峰會以後，有跡象顯示美國有意作出相應的轉圜；也就是本文題目中“低蕩”一詞所泛指。我用此詞，是聯想到當初尼克松總統於1969年對蘇聯冷戰開始轉緩時媒體通用的形容詞。其實，中文“低蕩”是英文détente的同音字。源於法文，有緩和轉圜之意。我們要追尋拜登的對華政策如何有望走向低蕩；以及這與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兩個超強大國最高領導人的“元首外交”有何直接關係？再者，習主席的元首外交，還不限於此。故本文亦談及其他相關領域，希望有助於我們對習主席兼顧“大國外交”的瞭解。
一、拜登最初對華政策之藍圖：從口言創新到“新冷戰”之延續
有兩個文件足以代表拜登政府最初對華政策的綱領：一是“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略指導”（以下簡稱“戰略指導”）；另一個是他的國務卿布林肯在2022年5月所作的一篇演講。二者均表面顯示拜登政府預備在處理對華政策上與前任總統特朗普的方式不同。布林肯的演講露出一個“非對抗”的姿態，表示美國並不尋求爭戰空間或是推動“新冷戰”。再根據那“戰略指導”的規定，美國與中國間的關係，將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即：投資、聯合、競爭。
拜登總統身邊的中國通，也分兩派。一派較為注重與中國交往；另一派強調競爭。與特朗普單打獨鬥作風不同，拜登在行動上，一開始就表現在拉攏盟友國來對付中國。譬如在印太地區，他於2022年5月裏去了東京參加那當初為了孤立中國而設的“四方組織”（包括美國、日本、印度與澳大利亞）。另早在他上任之初，美國就主動聯絡英國、日本、加拿大、紐西蘭與荷蘭，組成六國海軍聯隊，多次進出靠近中國的南海水域。與此異曲同工的舉動，是拜登選擇在2022年去埃及開完會後直接於11月11-12日到柬埔寨彎一彎，以便參加“東南亞協約國組織”（簡稱東協，大陸稱東盟）的年會。美國是東盟的“對話國”之一，他的出席表面是例行公事，但他真正目的乃在與東盟10會員國的領導見面，聽取他們是否感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其真正動機，不言而喻。
他出門遠行之前，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答問時，拜登言及他與習近平主席未來的峰會將是一個彼此在各自主要關切問題上向對方“摸個底”的場合，也就是彼此的“紅線”是什麼。對美國而言，它主要關切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可以相與和平共處，也就是如何才能避免二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而對中國而言，其最關切的問題，則是美國的對台灣政策。拜登在一年之內已四次公開宣佈：台灣如遭險境（意即面臨大陸的武攻），美軍將出面保護。在他對記者談及此點時，拜登還加了一句話，說他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不會做任何“主要讓步”。
由此可知，拜登的對台政策，不但承襲了特朗普玩“台灣牌”的手法，而其認真程度也比特朗普甚而過之。如果有人對此質疑，且看拜登軍售台灣的記錄。相較於特朗普四年任內十次對台主要軍售，拜登自上任（2021正月）到2022年9月，還不到兩年，對台軍售已達八次之多。最大的一次發生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8月2日竄訪台灣後不久。由於大陸反彈而對台灣發起前所未有的海空軍實彈演習，拜登遂請求國會批准美金十億多美元的對台軍售。這筆賬包括將60枚“地對艦導彈”以及100枚“空對空導彈”轉給台灣。
由此種種跡象看來，雖然拜登政府標榜美中之間的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但實際上競爭勝過合作。請注意，對美國（因佩洛西）惹來的緊張卻說成是與中國的競爭。雖然拜登政府口稱不搞“新冷戰”，但我們很難分辨他上任之初所做的這一切，與特朗普的“新冷戰”究竟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同。
二、習近平與拜登長談：大國元首外交立竿見影
比分辨特朗普的“新冷戰”與拜登的“新冷戰”之間有何異同更重要的是：究竟美國對中國是否還有必要繼續“新冷戰”。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拜登與習近平促膝面談三小時後，對外宣稱已經沒有什麼“新冷戰”的餘地了。當然，這個籠統的說法，也是二位元首達成共識的濃縮。以下我們要看這個總結到底是啥意思，以及如何達成的。
習拜面晤，是藉着二位元首參加2022年在印尼舉行的G-20（二十國集團）峰會的場合而舉行的“會外會”。G-20峰會是11月15-16日召開，他們二人的會外會則是早一天（14日）舉行。正如媒體報導，由於他們的身份與代表的國家非同凡響，所以他們的會談受到舉世關注。
雖然以前習近平任副主席與拜登任副總統時有多次交往，但如今分別作為國家主席與總統的習拜二人，此次還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面相會。他們除了現在所擔負的責任較以前更艱巨外，也感覺目前世界局勢與各國的期望與前大不相同。所以他們二人的共同感受是：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中國與美國享有一個共同責任必須搞好兩國間的關係，才能避免意見差錯、防止競爭惡化而成衝突以及透過彼此合作來解決國際緊要問題或化解危機。習主席在這幾點以外，還強調中美兩大強國應盡力不負眾望地負起他們對世界領導的責任。因此他們的雙方關係必須路線正確，方能發揮示範作用，引領世界不遠離繁榮與和平之正途。
從習總書記的二十大報告，拜登也得悉習在某些主要事項所持的想法。特別是習強調的三點：(1)“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而非威脅）；(2)“攜手世界共創世界更加美好未來”（休戚與共）；(3)“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與台灣）和平統一的前景”（儘量避免動武）。
儘管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的絆腳石，但習如此對“和平統一”的承諾，讓拜登特別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頭。因為既然大陸不輕用武攻來解決統一台灣之目的，美軍也毋須擔心因有援助台灣的承諾而惹來一場與人民解放軍的戰爭。當然，習近平亦鄭重面告拜登：“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的基礎，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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