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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艷 |
林艷：疫情下中國外交的鬥爭與合作哲學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類經歷的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疫情催化下加速演進：世界經濟和產業分工格局受到極大衝擊，全球化進程嚴重受挫；各國交流往來趨於停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上升，戰略誤判風險加大；印度為例，美國猶甚，各國政府普遍面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之間的艱難抉擇，對外轉移內部管治危機的動力顯著增強。疫情下的中國外交，既是“危機外交”，也是“新常態外交”，既要解決好與疫情本身有關的一系列外交問題，又要應對好美西方在此期間發起的“圍堵戰”和“遏制戰”；既要維護疫情下儘可能有利的國際環境，又要著眼後疫情時代提前佈局。難度之大，挑戰之多，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外交哲學是國家對外關係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論體系，研究有關存在、意識和知行的規律，追求根本性問題的解決之道。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哲學經歷了“革命外交”、“平等外交”等不同時期的演進，因應當時世界潮流和時代特點，形成和運用符合外交規律、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哲學，是中國在70年國際風雲變幻中屢屢抓住機遇、化解危機，直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關鍵。總體看，鬥爭與合作，是貫穿中國外交哲學各個時期、一脈相承的兩大主題。在新形勢新條件下，中國如何把握新時代鬥爭與合作的哲學內涵，從而為疫情下的外交實務提供思想指引，值得研究分析。
疫情下的外交鬥爭哲學堅持什麼、鞏固什麼、發展什麼？
矛盾的普遍性決定了鬥爭的普遍性。特別是“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疫情攪動下波詭雲譎的國際形勢，中國外交鬥爭的一面註定上升，這一趨勢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這一背景下，在鬥爭中“堅持什麼，鞏固什麼，發展什麼”，就成為擺在中國鬥爭外交哲學面前的重大課題。
第一，堅持維護核心利益的原則底線。對於當前中國外交圍繞什麼而鬥爭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去年秋季以五個“凡是”作出了清晰回答，“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各種風險挑戰，凡是危害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衹要來了，我們就必須進行堅決鬥爭，而且必須取得鬥爭勝利。” 這一思想最為突出的反映，就是近日制定出台的香港國安法。面對 “顏色革命”、分離主義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儘管美國以包括香港人權民主法、香港自治法在內的諸多制裁措施相威脅，儘管英國、歐盟、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國家不斷施加外交壓力，但中央仍以香港回歸23年以來最重大的一次立法主動出手重典治亂。這表明，中國外交鬥爭不像美國那樣需要四處點火、全球發難，但中國不會放棄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更不會拿這些核心利益作交換。這也表明，歷經多年發展，當今中國外交底氣更足，承壓能力更強，在捍衛原則底線上堅定不移、不惜代價，已經展現出較韜光養晦時期更加強烈的鬥爭意志和更加主動的鬥爭姿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