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大黎巴嫩”方案被采納。黎巴嫩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東正教徒和德魯茲人，也以人口比例為依據，通過了教派政治的原則分割權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貧困和邊遠的穆斯林群體人口激增，政治意識增強，基督教團體不再是黎巴嫩國內人口的多數，也難以繼續獨占黎巴嫩政治舞台。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成功，鼓勵著黎巴嫩什葉派建立類似於伊朗的“教法官監國”政治體制；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打擊巴勒斯坦抵抗組織，加劇了黎巴嫩教派矛盾，直接導致了什葉派“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崛起和發展。
因此，教派政治體系既是黎巴嫩國內政治力量對比和演變的體現，一定程度上也是黎巴嫩紛爭不斷的“原罪”。
黎巴嫩示威民眾要求打破現有的“教派政治”體系，建立新的黎巴嫩政治結構，構築強有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這就意味著要破除舊有的“家族－教派－國家”權力網絡，更意味著要構建新的政治歷史認知體系和政治話語體系，這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
破除舊有的“教派政治”，意味著要構築新的政治認同基礎，而從當前來看，實現這一點可謂困難重重。
一方面，這種政治認同需要在黎巴嫩歷史和現實中尋找。現代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往往被追述為“腓尼基人後裔”，但是這種表述只被基督教和東正教徒接受，遜尼派和什葉派更傾向於接受“阿拉伯人”的歷史和傳統。
如果要構建新的政治身份，就意味著要尋找“大黎巴嫩”地區共有的政治屬性，從歷史和現實中找尋新的共同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