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教育培訓體系難以滿足產業發展的需要。當前，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和教學培養方式方法，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和就業市場的快速變化，在AI技術、機器人運營維護、新型裝備製造和數字化升級等方面，人才缺口較大。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政策體系不完善，培訓資源分散、運行效率較低，勞動者接受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面臨學業銜接難、專業理論與技能操作銜接難等實際問題。
就業服務保障還有弱項短板。當前，各類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蓬勃發展，但是現行勞動保障法治建設相對滯後，服務管理還不到位，難以滿足靈活就業人員的需要。工資制度和工資形成機制、技術工人技能評價以及選拔和激勵制度尚不健全。此外，就業服務項目之間也缺乏聯繫，導致一些就業培訓“走過場”。
上述這些都是造成就業結構性失衡的深層次原因。對此，需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共同發力，以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設進一步打破就業領域存在的種種制約，破除就業領域的痛點和堵點。
在擴容提質上下功夫
文章指出，“十四五”時期是化解就業結構性失衡的關鍵時期，需緊緊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更好服務於構建新發展格局，錨定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這個目標，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全面提升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擴大就業規模，提升就業質量。
第一，妥善處理技術進步對就業領域的影響。有效放大科技進步和創新對勞動力需求的促進效應，強化包括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等經濟政策與就業政策的有效銜接，合理規劃產業布局，強化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滲透和支撐；加大對新經濟發展和創新的支持力度，細化靈活就業的概念和範疇，將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納入法定“勞動者”範圍，落實靈活就業人員勞動維權政策。
第二，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改革戶籍及社會保障制度，規範招人用人制度，增強反就業歧視相關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強城市群、城市帶的人力資源交流協作，合力打造區域技能型、知識型人才高地；建立一體化人才服務、管理和保障標準，探索人才共享的收益分享機制；推動形成法規完善、保障有力、機制健全、多方參與的勞動力市場監管體系。
第三，完善工資制度和工資形成機制。推進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分類推進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工資比重，健全收入分配機制；完善勞動基準、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和科技人才評價標準，健全基於崗位職責和科技績效評估的薪酬分配制度；逐步推進退休保障制度，建立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在新建企業和小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和行業，可考慮推行區域性、行業性的平等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
第四，加強人才培養對就業領域變化的適應性。加快推動教育培訓內容和方式變革，有效提升勞動者整體素質和技能水平；建立高校專業人才供求預警機制，建立學科專業設置、職工培訓項目與產業發展需求變化聯動的機制，增強滿足產業發展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求的能力；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深化產教融合，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方式支持企業開展技能培訓，構建相互協作的多級培養體系。
第五，完善配套設施，增強政策和服務的精准度。積極推進“互聯網+”與勞動就業創業服務的深度融合，打造線上線下一體化的勞動就業創業服務體系；整合構建“智慧人才平台”，充分利用新技術推動形成集人才項目數據庫、人才管理平台、人才服務平台、人才信息發布平台、綜合研判平台於一體的信息化服務窗口；加強就業失業監測機制建設，豐富信息收集手段，完善就業觀察指標，利用就業統計數據深化對勞動力市場供需變動的研究，為重點群體就業提供精准化服務。
此外，在努力提升就業質量的同時，還需在擴大就業容量上下功夫，以產業更好發展來帶動勞動力需求增長。在這方面，主要需解決好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束縛市場主體發展的“老”問題，解決好現有各方面條件難以適應新業態發展需要等“新”問題，還需在擴大對內對外開放上下功夫，支持社會力量加大對服務業的投入，破除“玻璃門”“彈簧門”等現存障礙，鼓勵我國企業積極“走出去”，不斷拓展國際市場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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