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馨曾兩度入閩，先後任福建汀漳龍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職的官員。張集馨有自敘年譜傳世，該年譜有如一部年譜體的《官場現形記》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1981年11月，該年譜以《道鹹宦海見聞錄》為名由中華書局出版。上記故事，乃引述自該書。
從張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揚州會館，張集馨的身份先後是江蘇揚州生員、國子監監生（例監）和從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京兆試）勝出的舉人。就會館的“試館”功能而言，入住揚州會館的應試士子包括了應國子監考試的揚州籍生員，應順天府鄉試的揚州籍貢、監生，以及應會試的揚州籍舉人。當然，會館往往是多功能的。揚州籍的應試士子以外，在揚州會館入住的還有揚州籍的商人、揚州籍的京官。會館有明顯的籍貫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規如春、秋兩闈應試士子相互禮讓之類，會館自有會館文化。鄉試（俗稱考舉人）是省級科舉考試，由各省舉辦，錄取本省舉人。順天府是清初確定的鄉試單位之一，各省貢生、監生經國子監考試、推薦，可以參加順天府鄉試、當然亦可以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為舉人。會試俗稱考進士，參加會試的是從各省鄉試和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的各省舉人。台灣的第一位進士陳夢球就是從順天府鄉試勝出為舉人，再從會試勝出為進士的。順天府鄉試和會試的考試地點都是北京貢院。
科舉對閩南鄉土社會的影響
魯迅翁的小說名篇《阿Q正傳》裡，目不識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鎮”的未莊，卻也見過“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鏜鏜的報到村裡來”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的道理，聽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舉人老爺到我們鄉下來逃難了”的消息，有過“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的時候，他在“秀才大爺”家做工，也曾“在舉人老爺家裡幫忙”，還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先搬到土穀祠”的“革命”計劃。如魯迅翁所寫，科舉制度對鄉土社會的影響是無遠弗屆的。
我們來看閩南鄉土社會的情況。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陽鄉約記》裡說：“夫鄉之有約，古也。而約正之名，委重於士類，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鄉約制度，古已有之。鄉約同鄉規民約有關，但不是鄉規民約。鄉約是官方認可的鄉民自願受約、自約、互約的自治制度、自治組織，鄉民推舉年高有德之人為約正（又稱約首、總理等），“為小民平戶婚、田土、鬥毆、賭盜一切小事”，“不但果決是非，而以勸民為善”。在閩南鄉土社會，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從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間以後，閩南地方鄉約的主事者改為“士類”即有科舉功名之人。據《青陽鄉約記》記載，青陽鄉約的約正莊用賓“年未三十聯魁科第”，“其為約正”也，年僅30餘歲。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進士，屬於“士類”即有科舉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鄉約社學記》也說，南安各鄉之鄉約也“擇鄉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攝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為霞美鄉，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陳生育俊”攝鄉約之役。由於“士類”或有非“年高”者如莊用賓，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還朝臨行公約》裡與其安溪鄉人約定：“約正於族行雖卑幼，然既秉鄉政，則須主持公道。自後鄉鄰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訴本鄉者，除尊長發與約正調停者，則為從公訊實，覆命尊長而勸懲之。其餘年少未經事者，雖分為叔行，不得役約正如奴隸，約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顛倒是非，以壞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類”，返鄉居住期間也主持鄉約事務如制定《臨行公約》。在台灣，日人當據台之初也發現，有科舉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導者，具有相當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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