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英國在疫情抗擊能力方面存在欠缺。根據路透社的採訪，英國前線醫護人員在意大利疫情暴發後不久就感受到了壓力：NHS新冠熱線超載，疑似病例劇增，醫療資源流向重症患者。因為在救助、檢測乃至咨詢方面資源的缺乏，使得英國在只有約5000人確診時就放棄了“檢測、檢測、再檢測”“追蹤、隔離”這些應對流行傳染病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引以為傲的公共衛生機制在疫情面前暴露缺陷。英國國民醫療體系（NHS）是二戰後英國打造福利國家的重要支柱，這一整合型醫療體系也備受國際衛生界推崇，承載著“英國驕傲”和“英國認同”。然而此次抗疫不僅暴露出英國國民醫療體系資源的短缺，也凸顯了其缺陷。經歷了十多年的預算縮減，英國醫護人員常年短缺。根據歐盟2019年12月數據（英國脫歐之前），英人均病床數位列歐盟倒數第二。英國集中的、官僚主義色彩濃厚的醫療體系使其無法像德國那樣有效調動醫療資源，短時間內提高應對疫情能力。
總體上，英國的抗疫決策受到一些客觀因素制約，也暴露了決策層面的失誤以及機制建設的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戳破了一些“英國神話”，但其暴露出的問題卻並非英國獨有。如何在存在認知盲點的情況下最大程度保衛公眾利益？如何區別“科學決策”和“唯模型論”？如何在決策中避免“認知偏見”？如何平衡短期收益和長期利益？這些是其他國家今後在制定政策時也應該思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