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前衛生大臣傑瑞米·亨特等人開始在媒體呼籲英國重視檢測能力。大規模檢測是很多國家實現有效控制疫情的關鍵，英國檢測規模和效率顯著低於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不僅增大了前線醫務人員風險，也不利於盡快控制疫情。4月4日，英國政府公布《檢測戰略》，這是一份有雄心的大規模檢測計劃，但截至4月中旬計劃的推進仍較為緩慢。
四方面因素導致抗疫不力
英國擁有歐洲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國際化程度較高，這使其面臨的疫情防控局面本來就較為嚴峻。在政府決策和治理方面，英國政府的抗疫舉措有其依據和邏輯，但也存在失誤和缺陷。根據上文英國抗疫政策變化軌跡，可以看出影響英國涉疫決策及疫情嚴重程度的有以下四方面因素：
第一，疫情全面暴發前存在的僥幸心理延誤了寶貴時間。英國《金融時報》刊文稱，2月中旬中國疫情處於高峰時，英國政府仍然抱有僥幸心理，希望新冠疫情能像2003年的SARS疫情一樣“自我結束”，這使得英國未能及時採取相關準備措施。2月21日開始，伊朗和意大利北部地區疫情明顯升級，2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疫情全球風險級別從“高”上調到“非常高”，但英仍在等待觀望。3月初，約翰遜首相才開始主持相關國安會會議。在德國已經開始採購呼吸機的時候，英國仍未進行呼吸機、個人防護設備等重要醫療物資的採購準備。愛爾蘭知名記者芬坦·奧圖爾指出，“英國式的例外主義使其產生能化險為夷的錯覺”。
第二，流感經驗塑造了英國政府對新冠病毒的認知和應對。新冠病毒是一種新型病毒，人類對這種病毒的認知需要一個過程。各國過去與大規模傳染病較量的經驗無疑對相關國家在此次抗疫過程中的決策起到了重要塑造作用。近20年來，英國面臨的最大規模傳染疾病是甲型流感。2002年，英國根據模型分析得出甲型流感是其最大威脅的結論，制定了《流感應對戰略》，並在多輪流感疫情中加以應用。英國的《新冠病毒行動方案》與2014年流感戰略高度相似。正是在“新冠病毒只是嚴重流感”認知的基礎上，英國做出了其初期涉新冠肺炎疫情決策：較早就判斷無法阻擋病毒來到英國，因此不主張切斷國際航班；認為病毒無法消滅，因而準備在社會和經濟的承受範圍內與之“長期作戰”；認為大規模傳染難以避免，因此未就大規模檢測做準備。英國從一開始就確定了與病毒“且拖且戰”的有限目標，輔以保護高危人群措施以降低死亡人數。然而，在病毒死亡率、感染能力等關鍵數據都尚不清楚時，基於樂觀的預期採取措施，很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意大利等國疫情的發展顯示英國先前低估了病毒傳染力和死亡率。德國和意大利的數據也表明，即便在疫情廣泛蔓延的地區，“群體免疫”也遠未實現。這一以流感為基礎的認識和應對難以稱得上是“科學決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