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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美國介入歷次台灣“大選”的相關背景資料 |
4、2008年“大選”
2008年3月22日的“大選”，是台灣歷史上第四次“大選”。這次“大選”的整體形勢一直比較明朗：一是中美關係仍然運行在平穩的軌道上，美方甚至有人提出“中美國”（Chimerica）和“兩國集團”（Group 2）的積極倡議，意在進一步加強中美合作；二是陳水扁執政八年間，美台關係因陳水扁的“不聽招呼”而磕磕絆絆，布什總統多次表達對他的反感；三是陳水扁在第二個任期開始不久，其家族和執政團隊的貪腐大案很快曝光，連民進黨內的許多人都對他忍無可忍，發起大規模的“倒扁”運動，民進黨的選情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始終處於低迷狀態；四是國民黨推出了個人形象清新的候選人馬英九，他在宣布參選後獲得了更多選民的熱情支持。因此，在島內不利於民進黨、有利於國民黨的大環境下，馬英九的選情一路上漲，最後以大幅領先的優勢勝出。而美方在整個選舉過程中也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即支持馬英九和國民黨，批評陳水扁當局。
2008年“大選”前，美國對陳水扁當局挑起的所謂“入聯公投”多次明確表達反對態度。自2007年8月底起，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John D. Negroponte）、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門資深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及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先後針對陳水扁當局執意推動“入聯公投”發表措詞嚴厲的講話。⑩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於2007年12月10日專程赴台，表達布什當局對此前陳水扁揚言可能在台灣“戒嚴”的嚴重關切。21日，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在記者會上鄭重告誡台灣當局，美方認爲“入聯公投”是一項挑釁性的政策，毫無必要地加劇了台海地區的緊張局勢，而且“不會給台灣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利益”。⑪在“大選”投票前一天的關鍵時刻，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Douglas Paul）在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競選總部參訪時，針對謝長廷陣營一直追打的馬英九綠卡問題，明確表示：根據美國法律，如果一年內未使用過美國綠卡，就會自動失效。⑫這個權威說法明顯是幫馬英九解套。筆者認爲，美方的這種介入，實際上是在明知大勢不可違的情況下，給明顯優勢者一個“順水人情”或“錦上添花”，爲選後的美台關係鋪路。
5、2012年“大選”
2012年1月14日的“大選”，是首次把“總統”和“立法委員”兩項重要選舉放在同一天舉行的“二合一”選舉，也是一次勢均力敵、選情膠著的選舉。由於馬英九在第一個任期內的若干執政失誤，也由於當時整個全球經濟形勢低迷的拖累，導致他無法兌現首次競選期間提出的相關政見，台灣民衆對他的支持度在他執政不到三個月之後就開始下滑，到選舉即將舉行前其聲勢仍然遠不如上次“大選”。雖然在這期間兩岸簽署了多項交流合作協議，實現了“大三通”（通郵、通航、通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在數量上屢創新高，但島內也有人指責兩岸交流合作“紅利分配不均”“圖利大財團”“多數民衆無感”。⑬2012年的台灣“大選”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舉行的，這意味著對執政者的嚴峻考驗。
同一時期，美國奧巴馬當局雖然在推動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在若干重大國際問題上仍寄希望於中國的合作，故該戰略實際上是“雷聲大雨點小”，并沒有對中國造成太大困擾。在台灣問題上，美方多次贊賞馬英九當局的穩健政策，對這次台灣“大選”的基本態度就是“支持馬，不放心蔡”。蔡英文曾於2011年9月赴美“面試”，尚未離開即被時任白宮國安顧問多尼隆（Tom Donilon）以匿名方式對外聲稱,“她讓我們明確懷疑她是否有意願和能力維持近年來區域所享有的穩定的兩岸關係”，相當於判定她“面試不合格”。2011年12月，奧巴馬當局先後派出國際開發署署長和能源部副部長訪台，打破11年多來無美國部長級高官訪台的記錄，以示對馬英九的支持。12月22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專門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台灣納入美國的“免簽證計劃”候選地，被馬英九當局稱爲“台灣‘外交’的極大突破”。由於這項措施在台灣民衆中的受益面非常廣，實際上相當於爲馬英九的選情注入一劑強心針。此外，多位與美國行政部門關係密切的美國學者也紛紛撰文或受訪，表達對馬英九的欣賞和對蔡英文的疑慮。⑭最終選舉結果顯示，雖然馬英九的得票率大大低於在2008年“大選”中的得票率，但仍比蔡英文多出近80萬票。毫無疑問，美方的支持是重要因素之一。
6、2016年“大選”
2016年1月16日的“大選”，是繼2008年“大選”後兩岸關係的又一個分水嶺。如果說2008年“大選”的結果讓兩岸關係在短時間內直接“陰轉晴”的話，那麼2016年“大選”的結果就是讓兩岸關係在短時間內“多雲轉陰”，而“晴轉多雲”的轉折點以2014年“太陽花學運”和“九合一”選舉爲標志。⑮ “太陽花學運”的發生，是台灣內部各類矛盾積纍發展并相互激蕩後的一次總爆發，使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態勢驟然陷入停頓，并在2016年“大選”後由於民進黨再次上台而走向逆轉。美國在這次“大選”前後也做出各種舉動，試圖使自己取得主動地位。
在這次“大選”前的2015年，美方在台當局“駐美代表處”的地位上采取了兩項舉動：一是當年元旦默許該機構舉行1979年以來的首次“升旗”儀式，二是當年2月美國國務院又爲該機構的20多台公務車輛換發“外交”車牌。這兩項舉動實際上提升了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雖然貌似與台灣“大選”無關，但實際上無論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將來可能再次執政的民進黨，都能從中“受益”。此外，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和國民黨籍候選人朱立倫分別於當年5月和11月赴美“面試”，美方向兩人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規格。如果與2011年蔡英文訪美時受到的待遇相比，這次則有明顯提升。訪問結束後，美方也沒有像2011年那樣表達出對蔡英文的不信任姿態。這說明，美方可能意識到未來要打交道的對象就是蔡英文和民進黨。
最後還有一個值得提及的觀察點。2015年12月12日是中國收復南海太平島69周年紀念日，考慮到已被國際輿論炒得沸沸揚揚的南海仲裁案，馬英九原計劃於當日前往太平島出席燈塔碼頭啓用儀式，藉機宣示“主權”，但遭到美方反對，最後祇好放棄。由於蔡英文在南海議題上比較偏向美方的立場，所以美方阻止馬英九登島一事，在客觀上對馬英九和國民黨的信譽有所折損，對蔡英文則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不過總體來看，美方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儘量展現中立姿態，并沒有針對特定候選人發表與選舉直接相關的評論，所做的許多動作都可以被解釋爲“對台灣整體有利”，而非“獨厚”哪一位候選人。⑯
7、2020年“大選”
2020年1月11日的“大選”，是最近的一次台灣“大選”。執政的民進黨曾在2018年11月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慘敗，當時許多人認爲台灣政治鐘擺可能會加速“回擺”，國民黨可能在2020年“大選”中重新奪回執政權。但進入2020年下半年後，由於各種原因，國民黨籍候選人韓國瑜與尋求連任的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之間的選情對比出現極爲詭異的現象：雖然韓國瑜在造勢場合的人氣上遠超蔡英文，但在多家民調機構多次發布的民調數據上，蔡英文的支持度總是比韓國瑜高出10%以上。加上韓國瑜在2019年11月底呼籲選民“封殺假民調”，更讓許多選情觀察者陷入迷茫狀態。最後蔡英文以台灣“大選”史上最多的得票數、且高於對手近20%的得票率連任成功。
這次“大選”是在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的條件下舉行的。雖然從1996年到2008年期間的四次“大選”也是在兩岸關係緊張的氛圍中舉行的，但當時的台灣社會并沒有像這次“大選”中出現如此明顯的“恐中”“反中”情緒。這也導致像韓國瑜這樣的外省第二代候選人必須通過與大陸做出明確切割來吸引選票。⑰此外，這次“大選”的另外一個重要背景也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中美關係和美國因素。
衆所周知，特朗普於2017年1月入主白宮後，美方在此前對華政策大辯論的基礎上調整了對華認知，把中國明確界定爲美國首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自2018年起兩國在貿易、科技、地緣政治、全球治理、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摩擦與競爭全面展開。雖然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大選”時中美關係也處於緊張態勢，但那種緊張并不複雜，主要是由李登輝訪美及冷戰餘波引起的，與當前這種因結構性矛盾引發的全面緊張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問題作爲美國長期以來牽制中國、且屢試不爽的戰略籌碼，必然要“善加利用”，而不是任其被邊緣化。⑱
與以往介入台灣“大選”不同的是，這次美方并沒有明確表達出傾向某個候選人的姿態，甚至很少提及台灣“大選”，在“大選”前所做的一系列動作也與“大選”沒有直接關係，更多的是著眼於對美台關係的長遠規劃而做出的系統性調整，而且這種調整在這次“大選”結束後仍在進行之中。但這些動作或調整在客觀上確實有助於提升民進黨和蔡英文的信心，也縱容了台灣社會的“恐中”“反中”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民進黨和蔡英文贏得“大選”所需要的。這些動作或調整主要包括：
一是通過一系列立法措施把美國對台政策法制化。如《台灣旅行法》《2019年台灣保證法》《重新確認美國對台灣及對執行台灣關係法之承諾》《國防授權法》相關條款、“六項保證”公開化等。法制化意味著規範化和清晰化，也意味著未來中美圍繞台灣問題將產生更多衝突。
二是美台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的互動高調化。最近兩年美國艦機頻繁在台海地區活動，在事前或事後均高調宣示，甚至由台灣當局防務部門率先宣布。美國海軍科研船公開停靠高雄，聽任媒體渲染現役軍人駐台情況，把年度美台防務工業會議移到台灣召開，以前所未有的高規格接待蔡英文“過境”，等等。
三是美國在國際空間問題上加大了支持台灣當局的力度。美方一方面通過《台灣旅行法》等法案，提升美台官方互動的層級，越來越把台灣當作一個“主權國家”來對待。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公然爲台灣當局“保駕護航”，要求相關國際組織接納台灣，或者讓台灣參與相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公開警告那些有意與台灣“斷交”并與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力保台灣的“邦交”關係。
因此，在2020年台灣“大選”中，美國雖然在表面上未對選情或候選人作出傾向性評論，但其對台政策的一系列調整確實對執政的民進黨和蔡英文更爲有利。筆者由此也提出一個基本判斷：不同於之前六次“大選”時美方把維持台海和平穩定作爲基本取向之一，在中美關係進入全面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美方有意鼓勵具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繼續執政，使台海地區出現美方可控的緊張或不穩定，充分發揮“台灣牌”在牽制中國大陸方面的戰略作用。損害而非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是美方在介入這次台灣“大選”時最凸出的特徵。
爲便於比較，筆者把美國介入台灣歷次“大選”的相關背景資料簡要整理如下：
（表：美國介入歷次台灣“大選”的相關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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