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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現代化的高明之處，在於最終目標是“超越自我”，而非爭做世界第一。 |
中評社╱題：“中國式現代化”論述之反思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一方面體現與“歷史和解”的“中國式現代化”，從而產生自己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從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中，產生現代化的時間推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既有空間動力，調整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反思和糾正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掠奪自然、掠奪未來的錯誤與罪惡的發展道路，強調“與自然和解”“與未來和解”的時間動力，從而使得人類的現代化，產生持續而生生不息的動能，不斷推動現代化的進程。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還獨特地提出了第三方面的“和解”，就是與全人類的和解。“中國式現代化”是從中國文化的思維中，體現出“共濟天下”的主張，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現代和未來世界和解，是中國現代化貢獻世界的“和平公共財”，以“一帶一路”倡議為實現的起點和藍本。中國人從來都相信“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中國人相信“共濟天下”的全人類和解式的現代化，才是人類和平的真正基礎。而不推崇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更不同意西方“民族國家”現代化的“以鄰為壑”的霸道式現代化。
一、前言
（一）“現代化”在西方國家主宰的話語體系中，往往被認定是否成為“西方”的代名詞。事實上，如果客觀地反思，“現代化”也就是任何民族或國家，從古至今為了生存，不得不發生的從個別的、單一的蛻變，發展到民族或國家整體的觀念、體制、結構、價值的變化。然而西方國家近三、四百年因“工業化”所帶動的變化太快速，太驟烈，以至與其他未發生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大大拉開差距，並使它们逐漸成為西方民族國家殖民、剝削和奴隸的對象；反之，那些被殖民的民族和國家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宗主國”為樣板，作為自己蛻變的方向和目標，也助長了西方民族國家“自以為是”“自我傲慢”地成為全世界發展的標準。
但如今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從邯鄲學步中掙扎出自己的覺悟，從而帶著民族的自信，走上自己的道路。
（二）回顧近代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欺侮、壓力下不斷蛻變的歷程，公平地說每一時代的政府都作了那個時代應有和能有的努力。以今視昔自然有許多的不足，甚至是錯誤之處，但決不應全盤否定，沒有前人的嚐試，也很難成就如今的成功。古人戒曰“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①今日為昨日之繼承和批判，明日則是今日之繼承和批判。
二、中國“現代化”發展路徑之比較
一旦我們從中國“國家現代化”的全視角，以理解和體會的立場，來審視近代中國的滿清政府、國民政府及人民政府的努力，我們就可以發覺其中批判的繼承性。
（一）滿清政府的“現代化”歷程：十九世紀初始，盎撒帝國主義的擴張之路，觸及中國，中國在屢受挫敗和屈辱之下，開始思考因應之道。在中國漢人儒家文化薰陶之下的滿清政府，從“船堅砲利”購買式的應變到“自強運動”學習式的應變，再到“立憲運動”的制度式改革，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清朝終不免其覆滅之命運。從目的性來看，滿清政府的變革，始終衹有一個目的，保住滿人的統治權。雖然從現在來看，作為初次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應變的路徑、方法皆不能算錯；然而，領導無決心，滿漢無共識，精英體會淺，民眾不關切。最終衹能收穫失敗的結果，然而其失敗也讓中國人開始了全民族的逐步看世界覺醒。②
（二）中國國民黨的“現代化”歷程：辛亥革命幸運地成功結束帝制，然而國家隨即陷入分裂、混戰之中。用中山先生的話說：“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③其後北伐成功，中國國民黨有十年建設的時間，取得一些成效，遂有“黃金十年”之譽。然而外國勢力依然左右中國，尤以日寇侵華日狂，其後抗日，內戰相繼蹂躪，國幾不國，所謂國家“現代化”，更加遙不可及。敗走台灣之後，中國國民黨依靠天塹之險及國際冷戰形勢，在台灣建設上，意圖依歸三民主義之理想。然而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下，作為孤島，衹能依附美帝換取安全，結果台灣的現代化雖初有成果，然在經國先生逝世之後，逐步偏向資本主義，而且公然附庸美帝，並深受控制。台獨政客掌權之後，更進一步淪為美國霸權主義予取予求、全無身份的“政治僕從”。
（三）中國共產黨的“現代化”歷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一開始選擇的“馬列主義”，其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反省與批判，所以“社會主義”就是“後現代化”的路徑。從當時中國的國情而論，是一種超前的選擇，必然是比較辛苦的選擇。所幸中國共產黨在本土派毛澤東領導下，經過不斷的鬥爭，終於將資本主義現代化時期才發生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轉為適合中國國情的前資本主義的農民革命，發動了農民參與。革命既是為了農民自己的利益，農民就參與了為自己的改變命運的變局之中，這是中共成功將中國現代化的動力，由上向下的政治、社會知識精英的愛國、救國運動轉為由下而上、上下結合的愛國救國運動。所以革命的動力無窮無盡，而且終底於成。然而革命的成功，不等於現代化的成功，所以毛澤東在西柏坡時，會發出進京趕考的警語。④其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建設的歷程中，我們也時時可見凡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基本上既對應社會主義精神，又符合中國國情，鼓舞了人民熱情的政策，結果必然事半功倍，成績斐然。例如毛提出自力更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習近平反腐肅貪，脫貧小康等。所以中國共產黨的“國家現代化”的成功動能之一，正是由於其政策符合中國國情。所謂“符合中國國情”，通俗而言，就將當下精英的理想和普羅大眾（proletariat）的需求相結合，形成深具中國特色的政策，故而邁向成功。
回首反思，中國的“現代化”（從農業生產力到工業生產力）歷程中，滿清政府未識此理，中國國民黨未實踐此理，衹有中國共產黨識其理、踐其理，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僥倖，不是偶然。
三、中國“現代化”反思孫中山的“迎頭趕上”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台灣就有若干精英之士，很自然地就將之與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相比：從量的方面看，其中“實業計劃”有關建立全國鐵公路系統，共計約二十萬公里的鐵路及100萬公里的公路⑤。事實上，2007年底時鐵路達到7.80萬公里，而公路的總里程為358.37萬公里。⑥2020年底，中國鐵路運營里程14.6萬公里，其中高鐵運營里程3.8萬公里；⑦到2020年公路5,198,000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61,000公里⑧。從質的層面看，由於科技發展層次不同，其實無從比較。重點在於，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孫中山無疑是同一時代中，能從全局規劃中國全面“現代化”之第一個人，這是十分了不起的前瞻眼光。蔣夢麟稱“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第一位有過現代科學訓練的政治家。他的科學知識和精確的計算實在驚人。……因為他的眼光和計劃超越了他的時代，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常常覺得他的計劃不切實際”。⑨然而，“不切實際”的評價，對當年的中國人而言，主要是源自於民族自卑，而中山先生認為之中國人“知易行難”的認知有錯，並著心理建設乙書以破心魔。然而真實的情況，還恰恰是“知易行難”（空想容易，實踐不易）：首先掌權者的想法，他人難以相隨，於是實施的具體步驟無法落實。其次是天價的資金，如何籌措？其三是外國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客有可能協助中國而不企圖控制中國嗎？其四是外國政府、政客會安心讓中國發展嗎？對比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後的探索，可以發現每一步都是無比艱巨的挑戰。
簡言之，沒有具體的“計劃”，一切衹是理想、空想；有了具體的“計劃”，沒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所有的“計劃”依舊是空中樓閣、巷議清談；沒有強而有力、長期規劃又能貫徹執行的政權，國家現代化也衹是海市蜃樓、紙上談兵的計畫而已；沒有自己國家的工業支撐、科技支撐，國家建設也衹能藉助於先進，受盡剝削，任人宰割，永遠處於跟跑者的地位，永遠衹會是先進國家的“打工仔”而已，這不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國家目標。
總之，中山先生基本是西醫治病的思路，對中國的病弱，開出了許多藥方（建國方略），但中國的關鍵是體質不和（農業文明不符合工業時代；農業為基礎的朝廷統治亦不符工業經濟的國家治理；農業經濟的生產方式也不符合工業生產方式），立足在當今中國大陸現代化成功的基礎上，讚揚孫中山恰恰是對中國國民黨對孫中山“實業計劃”無法實踐的諷刺。
其次中山先生“實業計劃”即令如其所願，國際（其實就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應允參與中國的發展，則到了上世紀廿、卅年代西方遭受經濟大衰退時代，中國必然無法脫離陷入中低等收入陷阱之苦。中山先生把西方人想得太好了，把國際政治想得太簡單了，並沒有，或不願意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直接交給日本，而中國無力反對，以至全國暴發“五四”運動”的事實。在中國的現代化的道路上，若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醜惡和陰謀及它们對中國的傲慢和鄙視有充分估計，結果必然失敗。西方人都知道而且十分警惕，也必然牢記“讓東方的巨獅沉睡，一旦清醒，世界必定為之震動”的警語，這便是“黃禍”、“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輿論市場的根源。而中國人是到了2021年3月，才直面怒斥邪惡的美國霸權主義國家。⑩
其三、當年的中國也沒有足夠的人才支撐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沒有自己的政權，沒有高級領導，也沒有高中級管理人才，連識字的勞工都缺。“實業計劃”放在當年大家認為“不切實際”，誠非虛言。
四、中國共產黨“現代化”成功之道
（一）毛澤東從“農民革命起家”即以社會需要推動國家變革。建政之後，先是趕走西方殖民者，防止外國再度干涉、插手中國事務，使中國人民成為中國主權的主人；參與朝鮮戰爭，使中國成為名實相符的現代“獨立國家”，中國人民政府成為中國大陸真正的決策者。之後，毛澤東在國家建設方面，採取了“安全優先於民生”，使中國有了原子彈；“重點發展優先於全面現代化”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現代化，並“透過以農業生產的原始積纍，支持工業、國防的發展”等政策，中國大陸才獲得真正的國家安全，擺脫了重蹈“被殖民”的命運。
（二）鄧小平的國家現代化之路，也是從“四化”開始，衹是內容修正為“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為了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合理做法，又不失自己的自主性，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之路。以往中外專家都強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衹是為了“借鑑資本主義手段，為中國的發展‘補課’”障眼法。事實上，這應該是鄧小平的一種“以我為主”的創造性轉化之道。任何尋找外在方法，必須符合原本的內在價值，兩者結合才能產生內在動力，並且不改變原本的社會主義目標、從而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習近平總結、整理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成績和缺失，提煉出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的指導思路和實踐取向。
一、指導思路有三：1、為人民服務之初衷：國家的存在是為了全體國民，不是為了某個階級。在工業時代國家所謂的為“全體國民”，不僅僅是從需求面檢視其“救濟措施”或“福利政策”做得是否及時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為人民服務”是檢視其政策，能否從供給面真正地為絕大多數國人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這就必须依賴不以“營利”為目標的公有企業，衹有公有企業才能在必要時以國家政策的“公平性”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不以資本家的利益、企業本身的利潤為依歸。所以“為人民服務”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務人員而言，不僅僅衹是依賴宗教式的道德要求，而是國家擁有相對性的資源和實力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
2、以中國國情為出發點︰任何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狀態和情境，選擇符合自己國家、民族的發展道路，則其發展的需求才能持續不斷。所謂符合“國情”，具體來說，又包含了：一是社會對改革的承受力。一個國家追求生產力的變革、發展，必然是對現有秩序的改變，在此情況下，“急於求成，作出政績”幾乎是所有西式“民主”政權執政者的心態，因為有換黨換人的壓力。然而罔顧社會對變革的承受力，其結果往往是“未得其利，先蒙其害”。中共稱中國大陸的變化，“既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正是由於沒有實施西式“民主”。所以從政黨的角度言，可以從長計議，從容施政（當然地方當權者政績心態依然存在）。二是國家的改革，必須尋找改革的“根本動力”，而“內生動力”就得之於人民從改革中獲利，亦即中國共產黨多次強調讓改革的紅利與人民共享。有了領導的改革意願與決心，又有由下而上的改革動力，改革自然容易成功。三是結合國家、民族原有的“價值觀”。通常我們論及一個國家以“西方化”為目標的“現代化”變革都習慣分為“器物、制度、價值”三個階段，而最困難的是“價值”。而“中國式現代化”處理“價值”議題的方式，則要求在自己國家、民族原來的文化中，尋找符合國家現代化的文化價值。自己固有的文化價值中，賦予現代性的意義。如孫中山把民本思想和民主主義嫁接起來；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相近的思路，這是一種衝突最小的現代化變革。所以中國國家、民族的現代性追求，不是使自己變為“西方”人，而是成爲現代化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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