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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資本主義論綱
http://www.crntt.hk   2021-06-28 00:13:12
港式資本主義壟斷的內在弊端,已經構成香港經濟下滑、社會不穩的深層次根源
  中評社╱題:港式資本主義論綱 作者:莫世祥(香港),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全職教授、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

  【摘要】香港華人富商代表的港式資本主義,既有接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先進性,也保留有殖民資本主義的原始落後性。前者曾經引領內地經濟持續騰飛,後者卻拖累香港在21世紀後蛻變為國家經濟列車的一個車輪。在國際經濟下滑的接連衝擊下,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密切聯動的優勢變成劣勢,其固有的原始性和落後性便充分裸露出來,從而導致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的劣變。如今,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在香港本地市場將原來一以貫之的自由經濟,轉化為以房地產商為主導的壟斷經濟;港式資本主義的壟斷加劇香港貧富懸殊,固化富豪世襲,窒礙昔日普通市民依靠努力拼搏便能向上發展的空間,造成民怨鼎沸,社會動盪;別有用心的勢力乘機煽風點火,將“港獨”、“反中”作為民怨的宣泄口,釀成近幾年接連發生的社會動蕩。港式資本主義壟斷的內在弊端,已經構成香港經濟下滑、社會不穩的深層次根源。因此,建議在加強國安法治震懾、重構管治機制和實施愛國思想教育的同時,儘快全面反省診治和糾正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癥結。

  一、問題的提出

  經歷2019年的香港社會動盪之後,加強港人對“一國”即祖國的認同以全面、正確地實施“一國兩制”,已經成為各方面的共識。與此同時,反省港式資本主義的優劣並設法化解其內在弊端,以作為知港、治港的又一根本舉措,還未引起更多人的關注。

  2020年初,筆者在香港《中國評論》同年1月號發表《從龍頭到車輪: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內地合作中的角色變更》一文,評論香港從曾經引領中國內地經濟發展的龍頭轉而變為中國經濟列車上一個車輪的角色變更。文章指出,導致香港角色與作用出現巨大變更的根本內因,在於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優劣並存,其中既有緊密連接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的優勢,也一直保留港式資本主義原始落後的內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經發揮龍頭作用的動力,後者則是促使香港地位下滑為車輪的內因。倘若仍不反省與設法診治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繼續下滑還可能從牽引輪變成被動輪。該文原想抛磚引玉,引發時論對於港式資本主義這“一制”的關注與反省,孰料新冠疫情接踵而至,彌漫環宇,防治人類傳染病患的當務之急自然壓過辨證診治港式資本主義的長期社會隱患。

  儘管如此,筆者仍願與同好分享本人及有關學者反省港式資本主義的認知,以祈引起有識之士與有關部門共同會診香港社會內在癥結的興趣。

  港式資本主義的概念特指香港華商體現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及其理念。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前,它與在港英商為首的外商所體現的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及其理念互有不同,但合為一體,構成香港資本主義的華洋兩大派系。隨著華資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發起對英資的一系列收購戰,以及英資在八九十年代陸續從香港遷冊、撤資,港式資本主義在九七回歸後的香港躍升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的主體,並且成為最能暗喻香港資本主義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20世紀80年代後期,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粵港專家編寫《香港概論》一書,以便內地瞭解香港和迎接香港回歸祖國。該書第一章第四節的標題為:當代港式資本主義的特點和前途。該節下分三部分:一、“香港現象”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二、港式資本主義的特點;三、香港的發展前途。①這應該是粵港學者首次使用港式資本主義的概念,概括香港資本主義的特點及香港的前途。當時,內地正在大力招商引資,吸引港商投資內地,因此書中正面肯定港式資本主義有助於推動內地經濟發展的特點,以及“一國兩制”將保障香港持續繁榮發展的前途,沒有指出港式資本主義隱藏的負面問題與內在弊端。出現這一疏漏,自有其客觀原因:八九十年代港式資本主義正隨著港資大舉投資內地而開啟引領內地經濟騰飛的龍頭躍升階段,尚未暴露其負面問題與內在弊端。因此,粵港學者乃至內地各方幾乎都一致強調港式資本主義的優勝之處,忽略其潛在問題,確實在所難免。

  直到2014年香港發生“占中”事件的社會震盪,才警醒一些學者開始反省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以及早前推崇港式資本主義的失誤。北京學者魏磊傑撰文認為:“香港嚴峻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與港式資本主義和深層的憲制矛盾存在密切聯繫。”②香港學者黃海在所撰《香港社會階層分析》一書指出:“不宜盲目崇拜港英政府留下的、現在仍然缺少變革的港式資本主義社會。港式資本主義是‘原教旨主義的資本主義’,停留於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和弱肉強食及貧富差距懸殊。”他繼而撰寫《疏離的人心——香港社會思潮評析》一書,指出:“香港人心失落與疏離,在經濟社會層面,主要是回歸後港式資本主義的醜惡更加充分暴露,香港貧富差距懸殊不斷惡化,民怨深重。許多香港市民、尤其青年一代難以安居樂業和向上流動,這是香港躁動不安的經濟和社會根源。”

  這些反省忽略導致內地一度推崇港式資本主義的客觀原因,似有苛責之嫌,但它仍可作為苦口良藥,喚起更多人反省港式資本主義優劣並存的內在結構及其來龍去脈,思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化解其固有弊端之道。

  二、港式資本主義的歷史回顧

  以香港華商為代表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在英國佔領香港、實行殖民資本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一直帶有原始資本主義的落後性和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接軌的先進性。

  1841年初,英國佔領香港島,隨即宣佈將香港開放為自由港,實施以華律、華俗管治華人的政治政策和允許中外商船來港自由貿易、免繳稅費的經濟政策。此後,港英政府根據英國政府的指示,以拍賣土地(實際上是拍賣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和每年按照房地產物業價值或租值比例徵收差餉(實際相當於地租),作為自由港免徵貿易關稅之後的替代性財政收入,從而長期分享香港經濟發展造成土地及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巨大利益,構成最具英式自由港特色的土地批租制度。至今,港英政府遺留的這一治港政策仍然深刻影響回歸後特區政府的財政運作。

  不過,香港開埠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土地及房地產都未能賣出好價錢,港英政府衹能從當時盛行的鴉片貿易等不道德貿易中抽取稅費,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財政來源。競投港英政府鴉片專賣,就成為19世紀四五十年代稱雄香港的第一代華商崛起之路。因參與英商鴉片貿易而與港英政府結緣的原廣東海盜首領盧亞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世紀50年代中後期起,因逃避戰亂而來到香港發展的廣東商人,逐漸開創出以香港為中外中轉貿易的樞紐,由經營中國內地土特產品出口貿易的南北行和經營美洲華僑商貨貿易的金山莊等編織的國際商業網絡。他們主要經營正當商品的遠洋貿易,促進先前依附英商鴉片貿易而畸形發展的香港華商朝著溝通中外正當貿易的方向發展。此外,這些新華商們還投資地產、金融、保險、航運和輕工業等行業,在分享香港自由經濟利益的過程中迅速壯大自身實力。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華商在按照地產物業徵收的差餉總額與繳納大戶人數兩方面均已超過外商,1881年,港府稅收的90%取自華人;在按季度繳納差餉達1000元以上的香港最大的19家業主當中,華商占17家,其餘是怡和洋行等西商。這表明,華商已經取代西商而成為香港最大的業主,在當時香港首富的排行中佔有大多數的席位。顯然,與西方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國際正當商品貿易接軌,迅速造就足以比肩西商的香港新華商。

  香港新華商群體的崛起,帶動香港華人社會的觀念出現與內地傳統觀念不一樣的重大變化:一是重商崇利。率先拋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觀念,不願學儒家經典,更願學英文和西方近代知識,以便投入中外“商戰”。二是以財富多寡論尊卑。將富商公認為華人領袖以及華人社會與港英政府溝通的中介,富商組建的各種華人社團成為公開整合華人的合法組織;作為華人民間秘密結社的三合會衹能處於潛伏形態,不可能像在內地般發起大規模抗爭。三是構成華人社會核心層的富商和精英知識分子一般通曉中、英文,在英國和中國的博弈中腳踏兩隻船,以謀取自身利益或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們既認同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又保留根在中國的民族觀念;既爭取中國政府的庇護,又對晚清與民國政府的腐敗無能心生不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因此引入西方政治社會學說,率先宣導變革中國的活動。依託華人社會觀念的重大變化,憑藉自由港貫通中西的文化薰陶,近代香港因而造就王韜、何啟、胡禮垣等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和孫中山等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們在香港相繼點燃的維新與革命的火焰,也有港式資本主義引發華人社會觀念更新的映襯與鋪墊。

  港式資本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緊密接軌的先進性,不僅促進本地華商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而且開啟近代中國革新進步的先河。然而,與此同時,港式資本主義也在港英政府殖民管治下滋長保守、落後的內在弊端。

  港英政府一直沿用晚清、民國時期的華律、華俗管治香港華人。此舉並非尊重華人,而是自視“文明”的英國殖民者出自利用“野蠻”律、俗來管治“野蠻”華人的歧視用心。這不僅導致香港形成華洋分治與洋人歧視華人的二元社會結構,還促使香港華人富商成為一面向清朝官府買官並固守中式落後習俗、一面向港英政府申請加入英國國籍以炫耀“文明歸化”的兩面人。1878年2月,香港東華醫院值理會馮明珊等50多名華人富商身穿清朝頂戴官服,列隊歡迎港督軒尼詩前來視察。三年之後,馮明珊等華人富商首批獲准加入英籍,“分享英國臣民享有的一切權利”。當時,在港英籍有識之士提議反對華商蓄婢的陋習,港督卻以此為華人習俗而不予查禁。1919年,信奉基督新教的英籍人士在港再度倡議反對蓄婢,並聯絡英國議員一起呼籲,獲得香港華人有識之士的認同。1921年7月30日,反對蓄婢的華人與維持蓄婢陋習的豪門富商及其辯護者在太平戲院舉行公開辯論,由此展開英、華人士共同參與並且持續十餘年的反蓄婢運動。1923年2月,港府定例局頒佈《禁婢新例》(又稱《取締蓄婢條例》或《家庭女役則例》),規定不得買賣婢女,不得雇傭未滿10歲的女僕,在港婢女須按限定日期註冊,實際上仍然允許華商蓄婢。1937年6月,在中外輿論壓力下,英國政府專門派團來港調查,公開敦促港府取締華商蓄婢。港府隨後宣佈禁止買賣婦女,遂使華商蓄婢陋習成為被取締的非法行為。僅此一項蓄婢陋習,竟然歷經十餘年的反蓄婢運動才壽終正寢。這固然與港英政府沿用華律、華俗治華有關,但耗時長久的主要障礙卻是華人富商堅持此陋習而設法拖延禁婢,港式資本主義的頑固保守性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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