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業利潤豐厚，眾多富商趨之若鶩，房地產商更樂不思蜀，不願長期或集中投資難以吹糠見米的製造業、尤其是風險較大的創新科技產業。香港房地產價格逐年攀升，加重各行各業的成本負擔，造成一花盛開百花殘的困局。進入21世紀，實際支撐香港經濟繁榮的是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其中金融業又緊緊攀附房地產業，銀行的巨額貸款及其收益和房地產業息息相關。不斷飆升的房地產價格導致生產成本高企，香港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大多難以在本港立足發展，衹好遷移到毗鄰的深圳等內地。本港經濟因而無法培育新的增長點，香港回歸後試圖啟動以創科產業為先導的戰後第三次經濟轉型，至今仍停留在紙面上，鮮有實際成效。
基於全力追逐房地產業暴利、不願在本港投資新興產業的保守落後性，當今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實現少數房地產業豪富家族對本地市場的基本壟斷，香港經濟形成對外貿易自由，本地市場卻受制於壟斷資本的困局。豪富家族擁有龐大的土地儲備，主導全港房地產業，在此基礎上還投資乃至控制本港公共事業，如公共交通、電訊、能源、電氣、超市等行業。房地產商之間形成彼此默契的卡特爾聯盟，共同提高行業准入門檻和行業集中度，打擊新興或外來的競爭者。港人衣食住行等開支幾乎都落入香港首富之手，港人因此戲謔香港是“李家城”。
華商富豪壟斷經濟的結果，導致香港成為世界發達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2017年6月，特區政府統計處五年一度地公佈反映貧富收入的基尼係數（香港稱作堅尼係數）：2016年香港基尼係數上升到0.539，達到45年來的新高點，高於因貧富懸殊而動亂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2017年全港貧窮人口達137.7萬人，貧窮率占全港人口730萬人的20.1%；即使政府以綜援、長者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恒常現金政策補貼，在計算口徑上將貧窮人口減至101萬人，貧窮率減至14.7%，當年全港貧窮人口仍然從2012年起連續5年超過100萬人。2019年，全港貧窮人口增加到149.1萬人，貧窮率上升到21.4%，貧窮人口創2009年以來11年來的新高，貧窮率創2010年以來新高。縱使政府投放各種補貼，當年貧窮人口仍超過109.8萬人，貧窮率高達15.8%，表明香港貧窮狀況進一步惡化。
更有甚者，港商豪富在21世紀初實現對本港市場的基本壟斷，窒礙20世紀下半期一直存在的勞工階層努力拼搏便可改變貧窮宿命的向上流動空間，致使香港大中學生的多數人面臨畢業後難以自立而成為新貧窮人口的困境。剛就業的年輕人月薪約一、兩萬港元，扣除房租、伙食之後所餘無幾，即使困窘，也不夠資格領取政府福利救濟金。多數青年學生走出校門甚至未出校門，便要與貧窮為伍。前途無望，內心不忿，“攬炒（同歸於盡）”之心，油然而生。要化解年青一代的過激積怨，還需要對症下藥，開出消解港式資本主義激化貧富懸殊的治本良方。
在房地產業富豪壟斷本港市場的過程中，特區政府疏於防範，舉止失誤，遂使壟斷暢通無阻。2006年2月，特區政府取消港英政府自1915年起一直開徵的遺產稅。該項遺產稅向來對750萬元以上的財產繼承開徵，最高稅率為15%。取消此稅種，不僅削弱特區政府據以紓解民困的能力，而且保障豪富家族的世代傳承，固化貧富懸殊。2014年，瑞士銀行和研究機構Wealth-X發表《2014年世界超級財富報告》，指出香港擁有3000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富豪共有3335人，合計擁有全港接近60%的財富；其中45%即將近一半的富豪全靠繼承家族資產致富。香港富豪受惠於特區政府取消的遺產稅，特區政府卻招致社會輿論對官商勾結的抨擊。
2006年，特首曾蔭權在香港部分輿論壓力下，作出一項放棄監管資本壟斷的重大決策，宣佈不再沿用港英政府制定的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non-interventionism）。該項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由財政司夏鼎基提出，旨在重新界定政府處理自由經濟的原則：即在正常情況下，政府不干預經濟的自由運作；但當經濟出現問題，政府就要干預。干預的首要問題是：由於市場的不完善而引致壟斷出現。顯然，積極不干預政策是港英政府維護自由經濟、化解壟斷等經濟問題的政策，包含有“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內核。可是，反對此項政策的輿論衹作望文生義的宣傳，就在拋棄殖民管治污水的名義下，將政府理應干預壟斷的責任也一起拋掉了。結果，數年之後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披露香港房地產業壟斷內情的中譯英圖書，將一個入木三分的概念廣泛傳播，引發共鳴，這就是：地產霸權。④
愛國愛港議員居多數席位的香港立法會，同樣袒護港式資本主義的原始落後性。其中典型案例，就是多年來建制派的議員一再否決同為建制派的工聯會議員提出的要求制定標準工時議案，遂使香港成為當今世界上極為罕有的堅持拒絕立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經濟體。八小時工作制是19世紀80年代後期國際工人運動爭取的目標，促使美國政府率先立法實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立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香港，1925年爆發的省港大罷工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其中一條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至今，八小時工作制在美國率先立法和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立法已經100多年，在香港最早吶喊的工人要求也將近100年。香港立法會中維護資方利益的多數議員卻依然振振有辭，一再否決代表勞方代表要求制定的標準工時議案。港式資本主義頑固延續其原始落後性，已經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四、港式資本主義的前景思考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是寫在1990年公佈的香港《基本法》“總則”第五條的文字，也是中國政府實行“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
《基本法》公佈至今已經30餘年，香港回歸祖國、實施《基本法》至今也將近24年。在此期間，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經發生根本性的重大變化：華商體現的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取代英商體現的英式資本主義，成為香港資本主義的主體；港式資本主義已經在香港回歸後的本地市場，將原來一以貫之的自由經濟，轉化為以房地產商為主導的壟斷經濟；港式資本主義的壟斷已經加劇香港貧富懸殊，固化階層世襲，窒礙普通市民努力拼搏以開拓向上發展的空間，造成民怨鼎沸，社會動盪；別有用心的勢力乘機煽風點火，將“港獨”、“反中”作為民怨的宣洩口，釀成近年接二連三爆發的種種事件。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癥結，還導致香港在與內地經濟合作中，從先前的龍頭地位，蛻變為車輪角色，而且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從牽引輪繼續蛻變為被動輪。
在這種情況下，倘若繼續以“五十年不變”的宣示，對正在劣變中的港式資本主義癥結不聞不問，允許其“馬照跑、舞照跳”，而專注於以國安法震懾反對勢力，以愛國主義教育整合港人民心，固然可以迅速恢復香港社會秩序，卻難以恢復先前依靠自由經濟創造的長期繁榮和穩定。因為經濟是一切社會問題的基礎，自由經濟是香港發展的內在動力。衹有運用正確的經濟手段，化解壟斷，恢復香港自由經濟的生機，才能從根本上化解港式資本主義壟斷造成社會乃至政治問題的根本癥結。
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加劇貧富懸殊，屬於經濟問題。貧富懸殊激起的民怨民憤，卻容易演變成為社會、政治的動盪。以政法和教育手段可以平息這類動盪，卻不能化解釀成這類動盪的經濟根源——港式資本主義的內在弊端。
量化港式資本主義加劇香港貧富懸殊的基尼係數，已經在2016年上升到0.539，超過當時因貧富懸殊而動亂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到2022年，特區政府統計處將五年一度地公佈2021年的香港基尼係數。如果有關各方仍不亟謀反省與診治港式資本主義弊端之策，相信2022年公佈的香港基尼係數將繼續有增無減。超高基尼係數歷來是社會動盪的預警號，貧富懸殊的民怨纍積難消，還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宣泄出來。中美博弈的演進也影響港式資本主義的未來路向。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冷戰時代，香港既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的前哨，也是中國有意保留的通向世界的窗口和橋樑。如今，香港成為中美博弈的交鋒地之一。港式資本主義連接發達資本主義的固有優勢，正受到中國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博弈風雲的制約，其固有的原始落後性因而完全裸露。香港加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國際經濟衰退造成對外貿易的虧損，但近10年來眾多勞動密集型港企撤出珠三角的前車之鑒，已經證明港式資本主義若不改弦易轍，實在難以再度融入早已時移勢易的大灣區。
顯然，放任港式資本主義劣變的“五十年不變”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既然不能再以“不變”應對其“劣變”，就需要思考如何促進其向有利於促進香港經濟恢復繁榮穩定的方向改變。
首先需要組織力量，深入調查研究港式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現狀，從國際聯繫、行業選擇、勞資關係等方面客觀評價其優劣，形成敦促港式資本主義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社會輿論。同時從頂層制度設計和具體政策實施等層面，商議制定穩妥化解港式資本主義壟斷激起民怨和社會動盪的各項經濟政策，努力將已經劣變的港式資本主義引導回自由經濟的正軌，恢復其先前推動香港經濟長期繁榮穩定的積極功能。
為此，建議儘快設計與開徵旨在化解“地產霸權”和房地產炒賣活動的反房地產暴利稅種，如增值稅、空置税等，以便增強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能力，形成地產難炒、住房不炒的政策氛圍。建議下定攻堅而非迴避的決心，謀劃破解地產商囤地牟利的綜合方案。儘快解決政府難以覓地以大規模興建公屋、居屋的緊迫難題，緩解眾多市民的住屋需求。建議制定與實施抑制本地市場壟斷的政策措施，制止壟斷資本的惡性擴張，扶持創新科技產業和眾多中小企業的發展，恢復自由經濟的活力。
經受近兩年人禍、天災的接連衝擊之後，香港正在中央主導下治療社會與人心的創傷。值此撥亂反正之際，倘能以兩條腿走路的步伐，在加強政法震懾、重構管治機制與加強愛國思想教育，促進港人對“一國”即祖國認同的同時，開始全面反省、診治和化解港式資本主義這“一制”的內在弊端，逐步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導致民怨鬱結、社會不穩的深層次矛盾，俾港式資本主義與內地社會主義這“兩制”在“一國”框架下繼續並行不悖，各創佳績，則香港幸甚，國家幸甚，“一國兩制”幸甚！
注釋：
作者簡介：莫世祥，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全職教授，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兼職研究員。在香港講授香港史、香港經濟史、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課程十餘年。
①楊奇主編：《香港概論》，香港：三聯書店，1990。
②魏磊傑：《香港管治困境的癥結與出路》，北京：《國際政治研究》（雙月刊）2017年第1期。
③陳曉舒、李映民：《珠三角“逐客令”》，北京：《中國新聞週刊》，2008年第25期。該文在小標題“30年魔咒”之後稱：“莫世祥在他的《開放經濟的比較優勢——珠江口特區群及台灣的實證》一書中表示，台港澳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經濟的比較優勢一般都不超過30年。這成了廣東省政府心頭的傷痛。”
④Poon, Alice (2005) :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Richmond (BC). 中譯本：潘慧嫻：《地產霸權》，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年。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6月號，總第2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