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8日電／近年來，國家不斷推進藥品和高值醫用耗材集中帶量採購改革，截至2021年底累計節約醫保和患者支出2600億元。今年1月10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常態化制度化開展藥品和高值醫用耗材集中帶量採購，進一步降低患者用藥負擔。
經濟日報發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生態部教授，中國藥品監管研究會藥品治理專委會主任胡穎廉文章認為，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醫療保障中的具體體現。主要體現在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審批和監管三對關係的妥善處理上。
第一，“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與傳統藥價管理和藥品招采相比，藥品帶量集采進步的本質在於，用市場機制有效擠壓醫藥價格虛高。醫藥企業對藥品生產占有天然的信息優勢，特別是研發、工藝、投料、質控等決定生產成本的複雜因素，往往只有企業自己知道，以至於現實中存在某些“天價藥”或“藥價虛高”亂象。
隨著藥品市場競爭充分，各方面信息要素將越來越透明。在這種背景下，藥品集采實際上是換了一種思路發現真實生產成本。也就是政府用保障市場份額的可信承諾，激勵企業主動披露信息，從而變“我問你”為“你主動說”。此時企業利潤水平看起來是降低了，但還是有利可圖，因為買賣雙方遵守的是市場規則。更為重要的是，企業在巨大市場份額的賦能下，可以省去很多與生產本身、藥品質量無關的成本，比如渠道費，以及不必要的醫藥學術推廣費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降價降的是虛高的藥品價格，而不是企業的合法合理利益。可見，在這一過程中，既有政府的“有作為”，也有市場的“有效率”，是政府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採取的戰略性舉措。其結果是在民生保障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實現了更好均衡。
第二，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央和地方的總體政策目標當然是一致的，但由於地區間差異大，所以地方政策執行具有合理化調整的空間。當前我國醫療保障體系尚未實現全國統籌，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疾病譜系、民眾健康素養也差異較大。因此，需要妥善處理藥品集采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充分調動兩個積極性。
之前的藥品集采由國家醫保局牽頭，各省份也發起一系列聯盟“拼團”採購，成效不錯。從實踐看，部分藥品耗材歷經省際聯盟“砍價”後，價格進一步低於國家集中帶量採購價格。與此同時，省級集采率先把中成藥納入集采範圍，實現藥品採購主體全覆蓋、品種全覆蓋。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以慢性病、常見病為重點，繼續推進國家層面藥品集采，各地對國家集采外藥品開展省級或跨省聯盟採購；對於群眾關注的骨科耗材、藥物球囊、種植牙等，分別在國家和省級層面開展集采。這就從政策層面肯定了地方的試點和創新，賦能具有屬地管理職責的地方，更為精准地統籌公眾健康、醫保工作、醫療衛生事業以及醫藥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第三，簡政放權不忘加強監管。藥品集采給醫藥企業帶來的直接結果是，需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門和醫療機構少了。進一步而言，擠壓醫藥價格虛高對供需雙方而言都是一種“如釋重負”。在此基礎上，企業可以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產品研發、提高質量上，回歸市場主體的本色。這也是簡政放權的題中應有之義，可助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需要注意的是，國務院常務會議還強調加強監管，確保中選產品降價不降質。這回應了一些人對於藥品集采可持續性的擔憂，是一種務實、積極的態度。總之，“藥價虛高”不合理更不可持續，藥品集采後的降價是合理的回歸，與其把降價和降質聯繫在一起，還不如思考處於合理價格段的藥品如何進一步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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