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民主峰會”前景展望
2020年總統大選中，拜登在不同場合明確表示，一旦上台執政，將召開“全球民主峰會”，加強與盟友夥伴的協調，推廣西方的價值理念，以此應對中俄等“威權主義國家”的挑戰。不少美國精英人士認為，過去四年，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嘲弄了民主的準則和規範，加速了美國民主制度的衰敗。為了扭轉這一趨勢，拜登提議召開“全球民主峰會”（Global Summit for Democracy），以便“重振自由世界各國精神信仰和共同目標”。拜登團隊承諾，在上任的第一年“將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強化民主制度，坦誠面對那些民主倒退國家的挑戰，并且制定共同議程來應對對我們共同價值觀的威脅”。現在拜登政府已然上台執政，“全球民主峰會”也在籌備之中，年內大概率會召開。
作為一個自由國際主義者，拜登多次表態要加強同盟關係，彌合分歧，奉行多邊主義，重視國際合作。歐洲國家熟悉這位政壇老手，對於性情溫和、政策預期性強的拜登給予期望。雙方都有期待，因此在“全球民主聯盟”的議題上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苗頭。
2020年12月15日， 北約前秘書長拉斯穆森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向全球民主國家發出呼籲，號召他們重新回到美國身邊，圍堵中國。拉斯穆森認為，2021年，美國及其盟友將迎來扭轉全球民主倒退、擊敗中俄等國的絕佳機會，應該組建一個奉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聯盟。拉斯穆森認為衹有美國擁有擔當圍堵中國這一重任的能力和影響力，因此其他民主國家必須以美國為核心。不僅如此，拉斯穆森還對拜登給予了很大期望，認為拜登是一位堅定的領導人，同時也能抓住機會帶領美國重新占據領導地位。⑨
2021年6月，英國準備將邀請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的領導人參加在英國舉辦的七國集團峰會。“民主十國”計劃主要是就全球貿易改革、技術進步等領域達成共識，以此來圍堵中國以及俄羅斯等國家。除了有意提升英國脫歐後的國際地位外，就是應和美國的動議。這次會議很可能成為美國召開“全球民主峰會”的重要鋪墊。換句話說，拜登政府有可能在倫敦G7峰會後才會召開“全球民主峰會”。其一是拜登政府國內事務繁忙，主要忙於國內防疫、移民和種族等問題。其二是需要時間和其盟友夥伴進行溝通和磋商。其三是客觀存在的新冠疫情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美國國內有人認為，召開視頻峰會，要比各國元首齊聚美國的效果要差許多，因此要儘量在美國召開綫下峰會。
歐洲立場出現這樣的變化也在意料之中，畢竟大西洋兩岸是打斷腿還連著筋的盟友關係。
其一，美國投入了財力，提供了安全保障及相關優待安排，大西洋兩岸的盟友關係是其他普通國家關係所難以比擬的。
其二，美國與盟友之間儘管也有分歧和矛盾，但曾經攜手度過了艱難歲月，甚至經歷過“鮮血凝成的友誼”。戰後很多盟國的政府甚至就是美國所扶植起來的。這種歷史的慣性所帶來的趨勢不容忽視。
其三，美歐具有相同的價值理念。美國和絕大多數盟國的價值理念是相同或類似的，推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價值觀，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乃至生活方式都比較相近，相互認可度高。這有助於強化美國的同盟體系。
其四，作為霸權國家，美國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和動員力，“頭羊效應”顯而易見。正是基於上述三項因素，美國才建立起強大的同盟體系，成為其霸權的主要支柱。反過來，美國的綜合國力至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够匹敵。即便個別盟友或夥伴有不滿情緒，但也不會輕易帶頭去挑戰美國，因為那樣風險性很大。美國可以憑藉強大的實力，可以軟硬兼施，穩住隊伍。
其五，西方國家有了危機感，因此有意“抱團取暖”。現有的國際秩序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建立起來的。面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共產主義大國的快速崛起，西方國家內心深處還是有排斥的。毫無疑問，這種“全球民主聯盟”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這是以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為取向的新聯盟，意在維護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一種霸權心態的產物，不如說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大西洋兩岸的關係也會時不時出現矛盾，發生爭吵，但至今并不足以讓美國的同盟體系分崩離析。隨著綜合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越來越要求盟友和夥伴承擔更多的安全防務。與此相對應，美國的盟國們也變得越來越自主獨立，因此也會根據自身的利益評估來做出政策抉擇。比如，歐盟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也要與中國達成投資協定，就是經過了七年的反復觀望琢磨和深思熟慮而做出的決斷。這是一種務實的利益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理念上對中國的認可。
就“全球民主峰會”參會範圍而言，民主十國（D10）參會是基礎，然後在此基礎上適當增加歐盟國家或整體吸納歐盟，兼顧美國在各個地區如中東、拉美、非洲和東南亞的夥伴參加這個峰會。如果參會國家太少，既缺乏代表性，也很難發揮影響力。
受邀國家名單將被認作是拜登政府決定要親近或疏離哪些國家的重要標準。無論峰會在何時舉行，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幾乎可以肯定不會受邀。相反，這次峰會將可能討論如何在網絡和科技領域反制中國和俄羅斯。不僅如此，美國一些非政府組織（如“國際共和研究所”）和政客呼籲拜登政府邀請台灣參加民主峰會。
拜登將這場峰會稱作“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而非“民主國家峰會”（Summit of Democracies），目的就是保留邀請空間，淡化對抗性。即便一國并非美國認可的民主國家，但如果該國政府聲稱支持民主，那麼也有可能會應邀參會。不僅如此，拜登將會邀請公民社會組織、商業團體、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高科技公司等參加峰會。拜登團隊曾表示，將呼籲包括科技公司和社交媒體巨頭在內的私營部門采取行動，做出自己的承諾，認識到肩負的責任，以及他們在維護開放、民主社會和保護言論自由方面的巨大利益。
就目標而言，“全球民主峰會”的目標是搭建一個“全球民主聯盟”，以便“民主國家協調立場”。維護和推廣西方民主價值理念，提升西方國家的話語權，增強西方國家的內部凝聚力。
就次序而言，拜登政府推動應當是先內後外，先易後難。所謂先內後外，就是拜登政府首先在美國國內推出一些改革措施，扭轉特朗普政府破壞美國民主的做法，先行提升美國的國際形象。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1月29日表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但應對中國及美國所面臨的其他各種挑戰，美國必須“先整理好自家屋子”，恢復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國內秩序。⑩
所謂先易後難，就是不尋求全面鋪開、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進，漸進式推動西方國家在經濟、外交、政治、安全等領域立場和主張的協調一致。
首先是形成一個西方國家為主體的磋商協調機制，以便在國際規則制定和改革方案推出方面占據主導優勢。
中短期目標是形成一個民主國家的經濟共同體，即民主國家之間加強經濟合作，加強科技研發和應用的規範。
長期目標是推動基於民主和人權的全球政治體制，維護和鞏固美國為首的西方價值理念和規則在全球政治體制中的主導地位，壓制非西方民主力量的上升。
當然，僅僅一次“全球民主峰會”難以達到這樣的高度，之後將會有一系列動作跟進，甚至會衍生出新的專門機制。“全球民主峰會”很有可能成為一年一度的論壇，美國將會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這其中還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牽涉到主要大國之間的互動，包括跨大西洋關係的恢復與發展。“全球民主聯盟”能否形成立場高度一致的對華立場，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中國的回應。有美國學者認為，在目標的確定上，拜登政府也不能期望過高，更多是一個磋商和協調機制。
四、“全球民主聯盟”帶來的風險挑戰
美國有意通過“全球民主峰會”搭建“全球民主聯盟”，本質上就是基於共同價值理念的拉幫結派，抱團取暖，繼續維持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其發展的結果，可能人為地分割世界，形成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統一戰綫，而這無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具體到對華方面強化和鞏固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在國際經濟、技術創新和地緣戰略方面結成對華統一戰綫，對華施加更大壓力，阻遏中國發展步伐，保持其領先優勢，防止中國崛起後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壓制“北京模式”而倡導“華盛頓模式”，維護美國為首的西方價值理念和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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