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具有了影響國際體系轉型的力量 |
中評社╱題：中華文化與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 作者：王明進（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
現代國際體系源於西歐，是建立在民族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體系，其根基是西方的歷史文化。西方歷史文化中特有的外向性、競爭性和排他性，使現代國際關係具有強權政治特色和大國爭霸邏輯，核武器及全球性問題的出現等等因素使基於西方強權政治邏輯的國際體系沒有未來。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具有了影響國際體系轉型的力量，能够為新型的國際關係的建立提供養分，使大國之間的關係超越大國爭霸的邏輯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的重要構成部分。
現代國際關係產生於西方，是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生成的一種國際關係模式，這種國際關係模式信奉的是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和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這種國際關係模式擴張的結果是殖民體系的建立和對弱小國家的奴役。儘管這種國際關係體系經過了各種改良，但其弱肉強食的基本性質并未改變，強權政治變化為新殖民主義、新干涉主義，政治交惡、軍事對抗、經濟剝奪、文化侵略仍然存在，世界依然擺脫不了“大國政治的悲劇”邏輯。最近一些年來，中國提出了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主張，這是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念提出的國際關係模式的新主張，這種“新型的國家間關係模式，應該建立在政治互信、經濟互利、社會互助、文化互鑒的基礎上，如此才能真正形成強強和平共處、強弱守望相助、大小有序共生、貧富救濟有道的和諧秩序”。①這種關於國際關係的新主張，將代表著未來國際關係發展演變的新方向。
一、西方文化孕育了現代國際關係模式
隨著國家主權概念的誕生，現代國際關係就開始在歐洲出現，并伴隨著現代工業文明向全世界擴展，形成了現代國際關係的基本模式。當出現試圖修正這種國際關係模式的新理念的時候，難免會遭遇質疑和詰難。當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之後，受到西方學者的廣泛的質疑，認為這不過是中國的一種宣傳手段，目的是為了打消世界對中國威脅的擔心。之所以出現這種質疑，原因就在於中國關於新型國際關係的基本主張不符合西方國際關係的歷史，不符合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邏輯和理念。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邏輯意味著大國必然衝突。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看來，國際政治就是在一個資源缺少的世界上，國家間為了權力、聲望、安全而不斷進行的鬥爭。國際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使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就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他國利益為代價的。而大國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權，成為體系中的唯一大國，新興大國終究會挑戰守成國和現有的國際秩序，很可能是通過體系戰爭來實現自身的崛起。作為崛起的大國，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從本質上來講是對國際體系的威脅，中國最終會與當代的霸權國家美國發生衝突。②
西方對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努力的懷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西方國際關係歷史經驗的總結。從西方國家間尤其是大國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這種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幾乎是不可理解的。自歐洲建立了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體系以來，大國從來都是伴隨著戰爭的硝煙崛起的。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大量的戰爭。有西方學者統計，自1495年～1975年間，共發生了119次大國戰爭，在此期間，大國有60%的時間都在相互厮殺，其中崛起大國與霸權國同時參加對立雙方作戰的戰爭有64次。回顧西方文明史，正如陳獨秀先生說：“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③
西方人對國際關係的這種認識，也是西方文化的特點所決定的。很多人通過對比中西方文明指出了西方文化的特點。陳獨秀認為，東西方民族文化方面的差異體現在：“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徹頭徹尾，個人主義之民族也。宗法社會以家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一家之人聽家長。”④季羨林說，東西方的差別在於，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西方強調征服自然，東方則強調天人合一，⑤等等。雖然在具體說法上有所不同，但都說出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突出特徵。
一是外向性。古希臘文化發源於沿海島嶼地區，那裡土壤貧瘠，不適於農耕，但海灣衆多，適於海洋貿易和漁業生產，而與狂風海浪搏鬥的經歷造就西方文化中的冒險和進取精神，形成了一種外向型的文化性格。另外，基督教的原罪說把所有的事物分為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人由於原罪而不是一個自足的存在，衹有不斷地向外探求，從外部吸取力量，才能由一個非自足的存在向一個自足的存在轉變，因此，基督教文化又加強了西方文化的這種外向性。這種外向型文化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就是對自然的征服;體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上，就是對他國的掠奪和征服。
二是競爭性。古希臘最早出現的是一些相互之間互不隸屬的小城邦，從而形成了對西方文化影響深遠的獨立意識，所以西方文化強調個人從集體中突出，依靠個人的力量去競爭，在這樣的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個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價值，而社會衹是實現個人目的的手段。在這種突出個人和強調競爭的環境下，西方誕生了以提高競爭力為代表的高技術型文化，培養了一種崇拜“力”的文化，使在價值上視“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⑥民族國家興起以後，國家被視為放大了的個人，“兩個國家的關係就像兩個人在自然狀態下的相互關係，他們各謀私利，本質上相互反對。”⑦民族國家的個人主義內涵使國家走向了對強力的崇拜和追求，這種對強力的崇拜就演變成了武力競爭和擴張意識，國家之間戰禍不斷。
三是排他性。西方文化認識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類屬性思維方法。類屬性法把所有的物體都視為分離、獨立的實體，不同的實體具有不同的本質屬性，A就是A，B就是B。而衝突性辯證法又強化了這種思維方法。這種辯證法認為整個世界是由相互獨立的不同類屬構成，在每一種結構中都存在正反兩個對立面，對立面之間的關係是矛盾、對立和衝突，衹有當一個占據了主導地位，消滅了另一方，這種內在的非調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決，才會形成一種新的矛盾結合體。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宗教上的一元論結合起來，則為對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藉口。宗教上的一元論堅持人都衹能信仰一個神，一種宗教，其他宗教都是非法的、不被允許存在的，信仰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稱為異教徒，應該受到懲罰甚至被消滅，在西方的歷史上，宗教戰爭十分頻繁，迫害異教徒的事件源遠流長。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思維方式加上其宗教觀念，使西方文化具有強烈的排他性。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形成了西方認識世界、認識國家之間關係的定式，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征服與被征服被認為是國際關係的常態。
總之，生成西方文明的地理及歷史環境催生了對個體價值的重視和強烈的競爭意識，形成了對物質力量的崇拜，其認識世界的方法催生了現代工業文明，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力量的崇拜，強化了人們對自然、對世界的征服意識。而宗教上的一元論則使得西方文化的寬容性大大降低。這些因素構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對自然的征服、對其他國家的征服。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國際關係是一種相互對抗的關係，合作共贏是難以想象的。西方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經典認識就是國際社會是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每個國家都必須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國家要贏得生存必須使自己強大，要麼通過擴張，要麼通過聯盟。國家之間的和平衹能通過均勢來維持，但這種均勢是動態的，一旦均勢被打破，戰爭就會爆發，從而形成新的均勢。這種悲觀的歷史循環論是這種國際體系的必然邏輯。
二、中國文化與新型國際關係的養成
中國與西方國際關係模式的接觸開啓了上百年的羞辱歷史，遭受了世界列強的入侵和掠奪。中國在接受西方國際關係模式、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同時，也對這種強調鬥爭性、富有侵略性和擴張性的國際關係深惡痛絕，一直謀求建立一種有別於現代國際關係模式的新型國際關係。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謀求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新型國際關係，認為這種關係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國際關係，這種關係的基礎，是互相幫助和求得共同經濟高漲的真誠願望”。⑧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倡導并積極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中國為推動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而作出的努力。冷戰結束後，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建立了各種類型的“夥伴關係”，被認為不僅是國家關係內容和形式的更新，還是21世紀大國關係的新形態。⑨
中國對新型國際關係的追求，既受到中國近代以來與西方主導的現代國際關係模式接觸的痛苦記憶的影響，也和中華文明的文化性格有關。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文化發展道路，中華文明是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續下來的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常吸收外來文明，但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這造就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類型。這種不同於西方文化的獨特文化類型，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提供了可能。
中國自古以來以“天”為神，崇拜的是一種自然神，皇帝自命為“天子”，代表上天統治人間，他所統治的範圍就是“天下”。“天下”的核心區是“中國”，而邊緣地帶則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方。中國與四方之間的關係，主要是一種文化關係而不是利益關係。中國文化的向外延伸，異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國文化還發展出了一種有別於西方國家體系的東亞國際體系，也有人稱之為“朝貢體系”或“華夷秩序”：即在東亞地區形成的以册封關係為紐帶的一種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國獨立的國際秩序。中國統治者以各國向其朝貢而感到滿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國讓與各朝貢國大量的實際經濟利益，各朝貢國得到的是“實利”，各朝貢國也以接受中國的文化為榮，形成了一個大的中國文化圈，而這種狀態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實現的。趙汀陽稱支配這種秩序的理念為“天下主義”。他說，支配英美文化的從來都衹有國家概念，從來都衹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它們的世界思維衹不過是維護自己的價值觀。在世界政治問題上，中國古代的世界主義，即“天下”觀，才是唯一考慮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論。⑩
中國文明的這種發展史，特別是中國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模式，與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與擴張形成了鮮明對比，為我們理解中國的崛起提供了一個不同於理解西方大國爭霸史的視角。而中國文明這種獨特的發展道路，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內在特點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是內斂性。首先，中國文化的起源地黃河流域土壤肥沃、氣候適宜，非常適於農耕，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東方是浩瀚的大海，北邊和西北邊是環境惡劣的沙漠戈壁，西南是難以逾越的高原，周邊惡劣的環境限制了人們對外界的探索;自古以來，周邊地區的文明程度遠低於中原，也增強了中原地帶人們的自足感。因此，特殊自然條件下的農耕文明使中國人沒有向外拓展的野心，養成了獨自經營及和平溫順的性格，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內斂性。其次，與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論”不同，中國文化認為人在天地之間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來的幫助，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要致力於內在的道德完善，“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⑪道家主張人的本性應該在自然中尋找，把外在的自然內化為人性，要求取消人的主觀能動性以順乎自然;印度佛教本來強調通過對佛的信仰向上向外追求彼岸的外在超越世界，在傳入中國後也主張“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這種主張內在道德修養，而不是對外的征服的文化特性，造就了中華文化的內斂性的另一個方面。
二是中庸之道。中國文化中和平的性格是傳統文化中庸精神的體現。中庸精神備受儒家推崇，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這裡，中庸精神不僅是一種思想方法，還是一種道德規範。而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中道觀更加具有消極退縮的色彩，倡導“柔弱之道”和“不爭之德”，老子一再強調“不敢為天下先”、“不以兵強天下”等等，主張避開鋒芒仇怨，以善心對待一切。佛教倡導的“圓融無礙”也是中庸精神的體現。這種中庸思想的流傳，對中國人的倫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形成了一種平和寬大的精神和以德報怨的品格，這使歷史上中國在與異族的戰爭中往往是抗戰禦侮，軍事戰備主要用於自衛而不是侵略、壓迫和吞并弱小民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