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社交媒體時代的算法政治 作者：熊興（武漢），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後、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的廣泛應用，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已成為當前網絡用戶運用程度非常高的媒介之一。經過不斷的演化與發展變化，社交媒體和算法傳播對政治選舉選情、選民政治態度、民意走向等各方面的影響也正日趨擴大，“算法政治”正逐漸成為政治學和政治活動中的熱門議題。
近年來，社交媒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日益增大。得益於大數據在量上的不斷上漲，以及算力的不斷提升，智能算法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重要。社交媒體結合智能算法，正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著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運行和發展模式。智能算法所帶來的精準推送，不僅用於商業模式中，也被應用到政治生活領域，算法已逐漸滲透到政治領域的各個層面，算法與政治的日益結合正發展成為一種潮流，出現“算法傳播”和“算法政治”，這帶來了社交媒體時代政治參與的大變革，也帶來不少的挑戰。
一、社交媒體時代政治參與的大變革
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參與在體制、形式和內容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傳播媒介的變革與發展與政治參與有著共生和交互的關係，新的媒介傳播形態正在改變公衆政治參與的外延和內涵，引發政治參與的大變革。社交媒體的出現，使用戶能够輕鬆地找到與之有共同精神追求、政治信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人，與之進行密切溝通，進而發展成一個網絡虛擬社區。它為公衆訪問信息和自由表達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提供了新的自我表達模式和溝通切入點，已經成為公衆政治參與的重要管道。
通常人們將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定義為“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①，將政治參與的主體限定為普通民衆，不包括政府官員、政黨骨幹、精英分子等，也并未區分參與的合法性與非法性，而是將制度內和制度外的參與途徑都涵蓋在參與範疇之內。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傳統媒體時代占主導地位的綫下政治參與正與社交媒體的各種在綫政治參與緊密融合、協作共生，兩者互為補充，并且目前在綫活動對綫下活動的影響有日益增大的趨勢。在綫政治參與形式多樣，有在綫請願、參與討論政治新聞、在綫問題調查等；綫下政治參與主要是政治請願、選舉造勢、游行集會等。
從民主制度的角度來看，社交媒體動搖了過去精英群體對政治的絕對主導地位，它具有的雙向傳播性質，使權力開始下放到普通民衆和選民上。這對當代政治參與，尤其是選舉活動帶來重大的影響和變化。傳統的大衆社會理論將民主社會描述為政治精英與平民的二元分割形態，掌握著大量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強勢政治集團影響著政治決策，是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核心。普通民衆和選民一般被認為是被動的、軟弱的、一盤散沙式的存在。在傳統傳播模式中，媒體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裝置”，其傳播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傳播模式，民衆往往被動接收信息且無有效回饋管道。不過，社交媒體的快速崛起使這種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打破了過去由傳統政治精英主導政治體系的基本機制，民衆不再是“弱勢群體”，而轉變成為主動的政治參與者。
二、智能算法對政治傳播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上大數據的不斷增加，智能算法也隨著數據的增加而進行改進。結果是這些算法形成一種技術性的東西，將關於用戶的信息處理為可以被記錄和調用的數據，并將這些信息進行相互之間的關聯。信息智能算法是人工智能技術在信息和傳播領域的應用。所謂算法( Algorithm) ，指的是解題方案的準確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著用系統的方法描述解決問題的策略機制。②通過智慧推薦法，它極大地提高了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效率，帶來了傳播方式和傳播活動的深刻變革。但另一方面，它也引發了用戶和監管部門對這一技術應用中出現的價值觀、內容質量等問題的擔憂，同時也帶來信息繭房、算法黑箱、算法倫理等方面的諸多問題，算法治理也成為信息智能算法的新課題。
儘管算法本身具備一定的科學屬性，但算法的設計、目的和標準，以及數據的選取和使用都帶有明顯的技術開發者和設計者的主觀因素影響，算法的制定者和決策者們的價值取向和目標決定了對內容的選擇。當算法具有明顯的商業或政治目的，或被人為操縱利用時，這種選擇會帶來技術的價值觀失範問題。智能算法可以通過搜集和獲取用戶信息，持續投放信息，不斷灌輸或強化用戶的某些意識形態或價值觀，達到最終影響選擇行為的目的。特別是在近年來的多次重要選舉或公民投票行為中，可以明顯看到決定最終選舉或公投結果的其實是少數選民，尤其是一些中間選民。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等國際重大“黑天鵝”事件中，社交媒體與算法傳播的結合，針對少數關鍵群體集中和持續投放特定信息，影響選民的選擇和判斷，對最終事態走向的影響不容小覷，甚至起到了關鍵作用。
2018年的“劍橋分析”事件，使通過社交媒體和智能算法影響政治選舉曝光於全世界，也加深了人們對個人信息安全的擔憂。該公司由美國右翼人士創立，將原本已在商業領域被證明是成功有效的數據分析引入政治運動領域，試圖改變美國的政治版圖，打一場“文化戰爭”。其通過對目標對象的個人登記信息、搜索記錄、閱讀印跡、“點贊”行為等進行微觀行為的目標鎖定，將搜集來的大量個人信息通過大數據技術進行歸納，然後基於心理測量學上著名的OCEAN人格模型理論，為成千上萬的選民建立五大人格特徵輪廓，再將人格特徵與住所、收入、職業等信息進行結合分析。利用Facebook等社交媒體用戶上的數據信息，定位“可以說服”的選民，并根據其特點精準投放政治廣告，影響這些選民的投票行為，進而影響和操縱選舉結果。該公司的“成功”案例包括英國“脫歐”公投、2016美國總統選舉，以及巴西、阿根廷、印度、意大利、羅馬尼亞、捷克、烏克蘭、立陶宛、加納、肯尼亞、尼日利亞、馬來西亞、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的200場選舉。由於其巨大的影響力，英國政府已將劍橋分析的技術歸類為“武器級”，對其評估為可被應用於心理戰。儘管該公司在曝光後已宣布破產倒閉，但未曝光的類似機構和企業卻依然大量存在，并以其他的方式繼續影響政治傳播和政治參與，影響政治選舉和公衆民意。
三、算法政治與政治參與
社交媒體、算法政治對政治參與的影響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引發政治參與的大變革，推動了新的社會建構體系，帶來政治參與和政治話語的多元化。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和算法傳播中的“過濾泡沫效應”（Filter Bubble）和“同溫層效應”（Echo Chamber）等因素的持續強化，會導致政治體制出現“極化”現象，從而影響民主政治的參與進程。這種影響既體現在關鍵的政治選舉中，也在長期的社會民意演化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社交媒體對政治參與影響的擴大，除了技術發展的原因，也源於公衆對主流媒體信任感的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傳統媒體在危機中的表現，使其在公衆中被視作“不會叫的看門狗”角色，越來越多的公衆認為所謂主流媒體并不代表公衆的真實利益和需求，而是資本及其政治盟友們的代理人。同時，傳統媒體時代的社會建構呈現單一化、專制化的特徵。傳統主流媒體通常會對內容進行層層把關，衹把符合他們價值理念和新聞傳播標準的內容進行構建，而那些不符合的則無法流入傳播管道。過去傳統媒體衹報導政治集團的內部成員和精英政客，幫助他們在大衆面前宣傳、提升個人形象，忽視草根政客或非典型政治人物，如一些“政治素人”。而在社交媒體時代，民衆可以通過網絡平台進行自身的意義構建，重新被構建的新社會體系正在萌發。新的社會建構體系匯聚社會的種種思潮，呈現多元化特徵。
智能算法的“過濾泡沫效應”是基於收集和分析用戶的在綫個人信息如政治偏好和文化背景，用以生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內容，最後進行精準化推送。算法會將用戶置於一個個“泡沫”中，使其不斷地持續收到以往有過搜索或瀏覽記錄的相關信息。同時，在社交媒體中，人們以社交對象作為信息來源。他們在選擇信息來源的同時，也就進行了信息的過濾。在各種網絡社交媒體的不斷湧現與發展的互聯網時代，由於部分商業網站會根據搜尋結果提供類似的信息數據，所以人們在選擇信息來源時，就已經進行了信息的過濾，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人群的分化，容易使得人們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與意見的圈子裡，而不同的圈子之間是相互隔絕甚至對立，從而導致形成“同溫層效應”。“同溫層效應”，又被稱為“回音室效應”，是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上，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并以誇張或其他扭曲形式重複，令處於相對封閉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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