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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穩定的善政治理” |
中評社╱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芻議（上）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上世紀中國剛剛打開大門，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是第一次有機會，真正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領先中國幾代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當年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禁發出，中國面臨“開除球籍”的危機，從而強化了“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這使得全中國、全民族、全社會持續不懈地推動“改革開放”。從近代中國因應變局的歷史來看，“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新自強運動”，加上“新五四運動”，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之中，中國不僅在硬實力方面逐步崛起，如今進入了軟實力的反思和崛起。然而反思比崛起容易，“反思”要的是反對，反得合理與否是次要的，“崛起”則需要創新式重建。從辯證法的“正、反、合”規律來比喻，“正”是原本的狀態，“反”是對立的階段，是必要的過程，但是“創新”才是“合”的階段，也是發展的真正的目的。
一、從“中體西用”到“後殖民”心態
晚清之際，中國連續迭遭西方國家的侵略，以致於清政府完全無法因應，名相李鴻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因而提出要“加強海防，以應對變局”。此時朝中大臣正在推動自強運動（洋務運動），這是當年的中國精英面對變局的方法，他們正在試圖學習西方的技術，即“師夷長技以制夷”（1842年，魏源編寫了著名的《海國圖志》提出的觀點），1861年（咸豐十一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進一步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南溪贅叟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救時策》一文，首次明確表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次年，禮部尚書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再次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於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勸學篇》，重申“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式以圖自強，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①
其後，他們主導的國家變革屢遭挫敗，從而“中體西用”變成後來中國知識分子嘲笑和諷刺晚清的“現代化”作為，中國人困惑了，迷失了，逐漸地洋務從“用”變成了我們想要的“體”，幫辦成為令人羨慕的工作，幫辦者也成為高級華人，以致“五四運動”之後“全盤西化”變成中國現代化唯一正確之道，而國、共兩黨學習、崇拜了不同的“西學”，而內鬥不已，然而在此氛圍下，“全盤西化”的選擇，成為中國人心目中唯一正確的道路之下，中國人開始全面否定晚清，進而全面否定中國文化、中國制度，甚至是自我否定，於是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所思所想就是“迎頭趕上”，這個“頭”是什麼，是“西方”，中國人把西方的今天視為我們的明天，中國人把學習溝通工具的“外語”，視為“知識”本身，中國全面地模仿、照搬西方一切，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教育、學術。為了中國的現代化，近代中國的“教育、學術”是西化最徹底也無爭議的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無不以西學為馬首是瞻，一切典章制度、人事規範、獎賞懲處，無不移植，無不照搬。其實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在當前的西方主導的世界和世紀下，中華民族想要與西方並駕齊驅，既是迫不得已，也是不得不爾的辨法，關鍵是這些作為背後的主體性是什麼。此一主體性如果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我否定，盲目崇拜，那麼我們民族就永遠在迎“頭”，永遠在追趕；用現今的視角來看，“全盤西化”或多或少就帶有“自我否定”的情結，有了這種“情結”，就長期地、不斷地自我貶抑，自我渺小，失去對西方批判反省的能力，進入一種“後殖民狀態”，永遠地、絕對地肯定西方的一切，接受西方一切，甚至於肯定西方對中方所作的一切。“後殖民狀態”是指帝國主義對某個民族長期的殖民統治，造成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羨慕和崇拜，以致於一個民族雖已經掙脫了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殖民枷鎖，但是被殖民國家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依然餘留下前殖民國的影響，繼續統治著被殖民地區。“後殖民主義”就是針對後殖民國家的文化研究，以往的文化研究主要是為了理解被殖民者的內容，以便於殖民，然而，逐步透過文明/野蠻、開放/封閉、進步/落後、開發/未開發、現代/前現代等線型發展價值觀，使得後殖民的文化研究不自覺地證成了西方的“理性、先進、成熟”，而被殖民者祇是反例的對照物或參照物而已。而此一價值是同時注入和內化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內心，成為前者傲慢與後者自卑的根源。此一根源，尤其明確地表現在被殖民國家的學術領域，由於東西方在“現代知識”的創造過程中，並不是平等獨立的，西方學術界幾乎是全面掌握“現代學術”的典範，是以現代學術的問題意識、議程設定、學術話語、學術判準等方方面面，都沒有非西方的聲音，東方學術似乎是慣性地處於被動、追趕、邊緣與被檢證的處境，諾貝爾獎便是最佳的明證。
其實，從本質上說“中體西用”的應變思考，並沒有問題。首先，從哲學思考任何一個民族都必然也祇能從自己本體去認知外來文化，不以自己母文化為框架，根本無法也無從理解他者文化。其次，面對異文化的碰撞，我們是閉門抗拒，還是開放交流？如果是抗拒交流，故步自封，那就容易自大自滿終萎縮；開放交流才能截長補短、不斷成長。從此一角度來看，當年的西化派的精英們是正確的，我們不應該以今諷古，其實無人可以超越時代的局限，當今認為正確無比的抉擇，過些時日再評，答案也許不同。其三，真正的關鍵是如何實現“中體西用”之說，粗略地區分，可以有混合方式或是融合方式。
先說“混合方式”主要是指直接將西方的器物從購入、仿製以至於改進之後，由中國人使用：換言之，中國人用西方的器物、技術來促進國家的變化。擴而大之，進一步說照搬西方的制度、法規或教育等等套用在中國人的社會，也都是混合方式的“體用論”。這種方式本質上祇是追趕，而最大的成就也就祇能做到並駕齊驅。而且是長期受制於人。所以不論成功的程度如何，在西方來看，至多是從學生變成模範生；幾乎沒有機會從學生變成老師，而更加根本的問題還在於“混合方式”的一旦小有成功，（學得有點相似於西方）就會出現“被認可”的集體焦慮，即渴望得到西方的讚美、認同與肯定，從而每每以西方話語權來決定自己現代化的成敗。反之，一旦失敗，就很容易出現民族集體焦慮感，則令民族陷入迷失、虛無的自我否定，自我貶抑，把國家引向更亂、更痛苦、更分裂的深淵。從晚清到民初五四運動的中國，就是經歷這樣的歷程。總之，“混合方式”的方法，並無法使中國適妥地應變，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於在晚清和民初當年中國處在隨時被瓜分、瓦解的危情下，中國精英並沒有足夠的時間真正理解西方的“現代化”，對如何把握中國的“體”的問題也沒法深思。客觀而言，在當時情境下“混合方式”的以變制變應該是最佳的策略， 然而歷經了“以俄為師”和“一面倒”的政策之後，實踐告訴了中國勢必另謀新策。
再說“融合方式”主要是指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性引進對方的文化，經過適當的改變，綜合和詮釋而發展出自己文化的新貌。此種創新必然也祇能在自己的主體意識下，對外來的西方文化進行選擇、吸收、理解、綜整、創新，簡言之，“融合”是一種創新的摸索過程，“融合”無法速成，“融合”需要時間；以中國近代的變遷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從城市工人鬥爭到農民起義，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原本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毛澤東的工農革命理論的成功，是因為毛的革命符合了中國的國情。鄧小平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如今才能有巨大的成就。所以改革有成，其實都是因為他所依據的理論不僅僅是“馬列主義”，還有中國特色。所謂中國特色就是從中國實情，從中國人民的需要出發去理解馬克思主義，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二大”時，中共就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命題。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②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國的重大議題上，把當代中國定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全是依據中國自身的實際出發，再經過卅年探索，其間又加上了“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符合中國國情需要的理論修正，到了習近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思想”的綜合性、整體性、系統性的融合式“中體西用”的新典範，從中國思考、把中國視為行動的主體，將馬列主義的理想和方法視為完成中國變遷的方法，而創新地提出“新思想”。此一“新思想”立基在鼓勵中華民族建立民族的“四個自信”（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然而，在中國這個近百年遭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凌到自信心盡失的民族，甚至可以說迄今依然深深受困於後殖民主義心態的民族，企圖重建“理性”的“民族自信”原本就是巨大的工程，必須滿足三個要件：其一是中國發展的實際成效；其二是中國政府的表現和倡議；其三是現實事態中，對比中西方的效果。在第一方面中國發展的實際成效，這一點已經無需太多描述，不論是以西方的指標，或是中國人民生活的事實感受，都證明了中國的快速崛起，而且在崛起之中，不斷面對問題，也不斷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第二方面中國政府的表現和倡議，在倡議部分，中國共產黨做了許多，“四個自信”自然是最直接、最簡潔的倡議。至於表現則是見仁見智的評價，不易有客觀的標準，但是從美國政府尤其是川普政權的反中作為，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政府不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因應，美國的霸權主義在“反中”的作為上可能早就得逞，這一點大家應該都心裡有數的。至於第三方面，應該說對抗這場新冠疫情，為不同制度的國家面對重大突發事件的治理表現，無疑是及時提供了明顯而清晰的佐證，尤其是中、美兩國的對比上。如果我們以國家必須提供給人民一個相對安心、安全的生活場所為標準，那麼中國的治理能力明顯地優於美國。這種優越性絕對不是簡單的領導人的作風、性格或能力的差異，最主要差異更表現在經由不同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換言之，從“應急”的角度看，現行中國的制度是優於美國的制度。一旦中國人真正理解到中國自己的制度，在中國的發展和因應重大事故方面，確實是符合中國需要的制度，從而建立和提升中國人的“理性自信”，則其他方面的自信也自然容易建立。所謂“理性自信”是不盲目相信自己的標準是“普世”的，不會承認自己的標準是歷史的終結；相信自己的標準，必須與時俱進，必須因地制宜，必須因俗而易；所以自信而不是自傲，自信而不是自大，更不至於出現西方話語權所擔憂的狂熱的、擴張的民族主義。
當然在中國仍有若干執迷不悟者，如大陸的許多被稱為“帶路黨”型的所謂“公知”，更不說台灣當局到民間、絕大部分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的政客和“知識分子”，完全以“崇洋媚外”為唯一標準。所幸如今的中國上述三個要件齊備，從國家到社會，從精英到市民都具備民族反思的條件和氛圍，加上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重視，應該說有了較好的條件面對中華民族的後殖民心態。中國共產黨在2016年5月18日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③從學術中國化重建民族的自信心，應該是直指中華民族的後殖民心態病症中最為核心的問題。近現代幾乎全部學術學科的典範，都是西方學術界所建立的學術議程、學術分類、學術訓練、學術問題、學術方法、學術名詞、學術標準等，中國學界幾乎是全面移植，包括中國傳統的知識也必須按西方學術加以改造、包裝，學術的被殖民現象，已經“內化”為知識的“唯一”發源地，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從“學術層面”反省“後殖民”現象，是反省全民族的“後殖民”心態的預先性、基礎性工作。如果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不能重建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典範，則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然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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