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疫情後經濟全球化與中美關係的調整將可能存在三種不同的情景。包括，第一種是最壞的情景，即中美關係、中西關係急劇惡化，中美全面脫鈎，新冷戰開始，甚至爆發局部“熱戰”，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屬於一種最壞的結果。第二種是最好的情景，即經濟全球化進行適度調整，但大致還能夠保持一個經濟全球化的基本方向，當前的全球政治經濟關係在結構上保持不變。第三種即中間情景，美國將繼續推動中美科技脫鈎，推動中美大國競合，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分裂成兩個平行國際市場，形成分別以中國和美國為中心的兩個國際供應鏈，中美之間還繼續保持交流交往，但是高端經濟科技交流停止，中美關係的主導模式是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關係，以大國競爭為主，但是在可以合作的地方比如在氣候變化、國際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領域依然可以合作。
最後，在中美關係的“脫困”、“脫險”對策上，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是我們要保持戰略信心、戰略定力、戰略耐心。要巧妙地運用我們多年積累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使兩者達成最佳匹配，形成中國獨特的“巧實力”（smart power）。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擴大對外交往。對中美來說，要再次確認中美共同的利益，防止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仇外主義等影響。為了延緩或防止美對華全面脫鈎，我們應當繼續做好美國工商界的工作，要與它們再次確認互利雙贏、良性互動的關係模式，讓它們在中國市場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另外，我們還要改善與美國傳統媒體、新媒體的關係，做到溫和、耐心，實事求是講好中國故事，幫助他們去除偏見。我們也要繼續做好美國智庫的工作，多交流、多對話，繼續做好美國大學知識分子的工作，推動中美、中西文明和治理模式的深度對話。最後，我們在做好對美和對外溝通工作的同時，也要加強國內有關我們國內政治體制、政策問題的溝通工作，創造對外政策的良好國內生態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