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會讓美國盟邦、尤其是同屬西方世界的歐洲國家滿意。歐洲理解在美中的地緣政治競爭中不可能置身事外，但也無意回到冷戰時期的對美國馬首是瞻。當美國施壓要求禁用華為5G設備時，歐洲大國並未全盤接受。
雖然美中貿易戰最後雙方所達成的《經濟貿易協議》，美國並未撤回對中國大陸徵收的關稅，繼續維持著促使產業鏈離開的壓力，以改變中國製造為主的全球分工；但效果並不如預期。產業鏈最後的組裝部分雖然離開中國，但零部件沒有，仍留著一條供應鏈尾巴。事實上，在川普打貿易戰之前，縮短供應鏈、更貼近市場，就已經是跨國企業進行組織結構調整的思考方向。這是跨國企業基於企業責任對環保等普世價值的回應，美國的高關稅與非關稅壁壘，衹是增加他們的決心並加快調整步伐，並非真正的“去全球化”動力。
二、新冠疫情對“全球化”的衝擊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則為逐漸喪失動力的“去全球化”帶來新的動能。關鍵在於原本所謂“依賴”，衹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抽象概念，學者們知道全球經濟對中國依賴，但沒有人真正知道，或者有方法可以評估世界對中國依賴的程度。當疫情之初中國封城，將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活動都按下“暫停鍵”後，全球才知道這世界對中國依賴之深。
首先被注意到的是中國春節假期的消費停止，讓仰賴中國客戶與中國訂單的業者損失慘重。例如法國時尚產業股價大跌，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漁民，不得不把捕撈到的龍蝦放回海中。期盼中國遊客光臨的境外觀光業者也受重傷，若依據攜程網等線上旅遊平台資料，2019年春節期間中國約有700萬人次出境遊，每人平均消費突破人民幣1萬元估算，損失超過100億美元。
緊接著是假期結束延後復工的斷鏈危機。生產暫停後不僅終端產品無法出口，也讓缺少中國零部件的全球生產線停擺。美國即赫然發現，藥品市場97%的抗生素來自中國。保守派的共和黨眾議員茨勒（Vicky Hartzler）認為這將有礙大國競爭，因為“如果我們與中國發生衝突，中國可以利用這情況對付我們”。外界原本以為中國的王牌是稀土。中國生產暫停的影響，富國銀行集團的Wells Fargo Securities評論最為貼切：如果中國工廠遲遲無法復工，不久之後人們就會開始感到昔日習以為常的商品，從商店中消失。
感受到依賴的痛苦有利於“去全球化”的發展。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即表示，中國疫情有助於加速就業機會向北美地區回歸；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也認為，這是對美國允許太多的工廠生產遷到美國以外地方的嚴酷提醒。
即便是堅持自由主義的自由派人士，也開始思考“全球化”的可能發展。3月初紐約時報一篇“新冠病毒疫情敲響全球化喪鐘？”的評論文章即認為，新冠病毒引發的恐慌看來很有可能改變全球化的輪廓，因為這場流行病已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世界把中國作為製造業核心基地這個重要的依賴問題，許多公司現在正在那些看起來不那麽容易受到干擾的國家尋找替代供應商。
這篇評論還引用了牛津大學高爾丁（Ian Goldin）教授的說法。這位研究全球化的學者曾在他2014年出版的《缺陷的蝴蝶效應：全球化怎樣帶來系統性風險以及如何應對》一書中預測，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會引發對自由主義的反彈。高爾丁延續他的觀點，認為新冠病毒衹是揭示近幾十年來全球化管理缺陷的一股最新力量，這些缺陷讓全球化成為一種監管不足、各國對他國抱著滿不在乎態度的相互聯繫形式，讓社會易受一系列強有力威脅的傷害。
高氏論點值得注意之處，在於他雖然也批判全球化，但指出真正的問題在各國對全球化的管理，而不是像美國保守派一味的把中國當作反全球化箭靶。如果從地緣政治競爭的角度，美國保守派的做法或許有意義，但如果是要糾正全球化對美國社會的傷害，達到川普總統所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目標，恐怕就劃錯箭靶了。
因為全球化真正的主角是企業，而不是地區或哪個國家。到哪裡投資設廠或採購零部件產品，是企業考量成本後的選擇。中國所以成為世界工廠是因為產業競爭力優化的結果，美國企業會離開美國，同樣是基於相反的理由。川普政府要求製造業回美國或至少離開中國，等同要求企業放棄貿易的比較利益而提高製造成本。企業目的是股東權益最大化，川普政府的做法與企業站在對立面。
歐洲媒體就比較客觀地直指這問題癥結。
德國之聲一篇“新冠病毒是否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的評論文章即指出，這場疫情會讓人們重新看待國際分工，例如製藥領域德國、法國製藥業的重要原料80%依賴外國、依賴中國供貨的比例也高達40%，這必須有所改變。然而，那些將世界上一切苦痛都歸咎於全球化的人要失望了，生產線是否會搬回來這個問題並沒有簡單的答案。
這篇文章強調，造成依賴是因為本土生產的成本太高，國際分工毫無爭議的快速提高了生活水準。新冠疫情危機當然會讓許多企業思索應該怎樣簡化自己的供應鏈、減少對單個供應商的依賴性，然而供應鏈受到了干擾已讓德國經濟面臨急速降溫的風險，2009年金融危機德國經濟下滑了5%，要是全球化進程開倒車，5%不過是開胃菜。如果盼望回到各國本土生產的時代，就得好好想想，如何給那些生活水準將嚴重下降的人們一個解釋。
不過，無論是出於地緣政治競爭的主觀或旁觀者的客觀，這些評論都屬於“局外”觀點；歐、美評論者站在較高高度，觀察中國經濟溺水對全球化的影響。然而當疫情在中國緩解，卻在歐、美爆發時，日常生活甚至生命受到威脅的評論者就不再能氣定神閒，就如同在戰場內奮戰的戰士與戰場外會有不同的思考。
全境封鎖，不再能自由生活的人們，會如何思考這場大流行病？怨懟或坦然？歐美大國疫情超過中國，最強大且以醫療技術自豪的美國，卻淪為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美國人將如何面對這殘酷的現實？美國保守派政客已開始責備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中國隱匿與WHO的偏袒才造成疫情的全球擴散，甚至主張向中國求償，並停撥給WHO的會費款項。
雖然這似乎是疫情失控下政治人物的卸責，不會讓理性者認同，但在全球領域並非沒有市場，包括英國在內已有保守派人士呼應。這不僅是出於地緣政治競爭，還包括難以接受成為失敗者的挫折情緒。西方民粹主義如果被激起，將為全球化前景帶來高度不確定性。
正如同德國、約旦、新加坡、衣索比亞、厄瓜多等5國元首聯名，登載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所指出：“像這樣的危機往往會激發人性最好的一面和最壞的一面。我們作為領導人，有責任鼓勵前者，遏制後者。”文中並指出現在不是爭奪地緣政治地盤的時候，建議世界應建立新的全球聯盟，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新冠病毒。但這呼籲能否被全球領袖接受，並不確定。
世界自有其進化的軌跡。我們不確定疫情何時與如何結束，但可以確定疫情一定會結束。後新冠時代的趨勢也不一定是“去全球化”或更恐怖的“全球化”慘烈崩解，而可能是改革缺陷後進階的“新全球化時代”。端看各國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夠遠見，願意激發人性好的一面，而不是為延續自己政治生命而刺激人性壞的一面。疫情過後的世界肯定和以前不一樣，但如何的不一樣，還要再觀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5月號，總第2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