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社會關係網絡的結構從傳統的中心外圍網絡向完全連接網絡轉型，點對點（P2P）的連接更加廣泛。中心網絡結構下，重災區、重點醫院、關注度高的人群可以得到更廣的信息擴散和關注度，從而得到更多的救助。P2P完全連接網絡下，每一個節點擁有平等的機會，信息擴散更加充分，救助可以更加精准、路徑更短。此次疫情涉及的人群數量多和地域範圍廣，在線經濟平台所構造的龐大用戶網絡、自媒體網絡、民間互助網絡的存在提高了信息匯總的全面性和非中心區域人群救助的及時性。和金融科技發展提高了金融的普惠性、互聯網平台的出現降低了個體創業就業的門檻一樣，數字經濟的包容性特征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2.數字平台的多邊生態化特征能夠賦予疫情防控更快更強的動員能力
成功的數字平台都構建了數量眾多、功能互補的多類型用戶網絡，平台本身作為中心化的節點，承擔著連接、中介、賦能、管理等重要職責。他們共同構成的平台生態，既區別於依賴層級機構和指令運行的企業組織，也區別於依賴專業分工和價格協調的市場組織。在疫情防控緊急，涉及規模大、種類多的資源調配時，平台可以彌補單個企業資源有限而市場協調有時滯的缺陷，在短時間裡，動員和協調生態中的人員、技術、設備，提供規模龐大的響應服務。武漢城內滴滴平台提供每天數千次的醫護人員接送服務，九州通快速再造了捐贈物資的物流體系，京東不間斷地提供防疫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及時配送，騰訊和阿里開發了可覆蓋幾億人的健康碼體系，可以想象，沒有數字平台為依托，短時間裡是無法完成這些巨大的應急工程的。
3.數字技術快速響應的敏捷性特征有助於提高疫情防控措施的動態適應性
數字技術自誕生之日起，就打破了傳統技術下，社會經濟運行的時間、空間阻隔。從時間維度看，疫情突發情況下，常規化的行政管理流程和社會協調機制難以適應防控措施的“戰時”需求，借助數字技術則可以迅速構建新的組織形態和反應機制。以社區管理機構為例，這個臨時性組織一般由物業公司員工、居委會職工、志願者等多方人員構成，承擔小區封閉管理、人員出入檢查、快遞物品分發、相關人員隔離等複雜的任務。如果沒有微信的群交流功能，沒有文字、視頻、音頻等多樣化的溝通方式，很難想象，成千上萬個這樣的機構能夠在一夜之間建立，並有效地運轉。從空間維度看，遠程和近程的差異、線上和線下的邊界在數字技術下已經趨於消失，用戶可根據當時、當地的需求選擇互動的類型。無接觸金融、零接觸配送的湧現，不過是早已成熟的在線經濟商業模式適應疫情期間出現的需求轉換，進行的靈活調整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