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東方主義作為一個處置東方，它是透過陳述對東方的看法、提出有關的權威觀點、描述東方、教授東方、安頓東方並統治東方等方式而存在的集團制度。簡而言之，東方主義便是為了支配、在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在這個較為具有歷史性與物質性的面向中，我們可以看到被東方化了的東方如何反過來影響、控制、改變真實的東方。
在西方實際統治東方的殖民歷史裡，我們可以看見東方主義的存在與流變，它是如何與實際統治東方社會的操作相得益彰，其中一開始是東方主義主導了統治模式，而實際統治的經驗則反過來強化東方主義。東方主義絕不是一系列僵固的觀點與概念，它是在西方與東方接觸的過程中，獲得局部的強化或是部分的更新，這套知識系統，它主要的預設思維從未受到真正的挑戰。
但不可忽略的是，歐洲東方學興起的時間點，正好是西方帝國主義發達起來的時候，東方主義始終伴隨著殖民主義的發展而向外擴延，可以說，東方主義是應和著帝國主義的興起而勃興的。
另外，東方主義的另一個比較受批判的是，西方在述說東方的同時，東方總是沉默的；這並不是因為西方學術昌明、或是他們的理論高明無可反駁，而是因為在西方與東方的權力關係中，西方總是處於絕對的強勢，來自西方的知識也挾其全面的權威感，在東方定義了東方，即使那是關於東方的論述，也總要被西方所定義。
因此，總結東方主義的意涵，其實就是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東方是被西方所定義出來的產物，它帶有西方種族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色彩的偏見，除非東方國家脫去東方的本質，否則再怎麼變化，東方還是西方人眼中不平等的東方。
在這種現實下，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走向“脫亞入歐”的政策，讓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可以跟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平起平坐。而韓國也在二次大戰後企圖擺脫“儒教”思想，大量引入西方基督教信仰，讓南韓變成是東方唯一一個以基督教信仰為主的國家，這也就取得美國的信任，長期以來，南韓就一直有美軍的駐扎與保護。
有了日本和南韓受到美國永久保護的例子，台灣的民進黨過去以來一直推動“去中國化”，何嘗又不是想學日、韓，也期望來個“脫中入美”，以便在尋求獨立之後，可以取得美國保護的正當性。所以，日本、南韓、台獨是否為東方國家，本質上並非是這些國家和勢力所自行界定，而是由美國來界定他們的屬性，這也是民進黨會越來越親美的主因。
三、美國的偏見與中國的反擊
中國處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一個轉捩點，即是從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始，這種不尋常的處置方式，隨即引起國際社會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同一天，世衛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稱尚未決定是否將新冠肺炎疫情宣佈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因為這關係到各國對中國疫情所採取的反應，不可貿然下決定。不過在此期間，北韓已經暫時禁止中國人入境，蒙古、菲律賓、哈薩克等鄰國收緊對中國旅客的簽證和入境城市，美國、日本、新加坡更率先派出班機開始撤僑。
1月30日，譚德塞再次露面，確認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但聲明不建議實施任何旅行或貿易限制。此時，已經有18個國家出現了新冠肺炎病例。但是，不管世衛組織如何建議，這種定性幾乎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連鎖反應。
美國把對中國旅行的警告提升到“紅色”，即不要前往。1月 31日宣佈美國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並禁止14日內到過中國的非美國公民入境，所有來自中國的航班都衹能在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等三個機場降落，大量航空公司宣佈暫停前往中國。俄羅斯也在這一天關閉遠東地區和中國接壤的邊境線，並暫時禁止中國人入境。
隨後幾天，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印尼、新加坡等國家都紛紛採取了相似的禁入措施。與中國人員來往密切的國家中，日本、韓國採取較為溫和的措施，僅限制14天內去過湖北的外國人入境，衹有加拿大沒有宣佈任何禁入政策。據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發佈的動態訊息，直到2月11日已經有128個國家或地區制定了針對中國疫情的管制措施，除了直接禁止入境外，還有關閉航班、限制簽證、14天強制隔離等政策。
可以說，在中國大陸全力抗擊疫情之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已經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特別是美國，在世衛組織還沒列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之前，美國就率先宣佈新型冠狀病毒是“國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更最早祭出對從中國大陸返美的美國公民實行隔離。
儘管如此，但是當民主黨人批評川普對疫情 反應遲鈍時，他還指責有人歪曲誇大了病毒的規模。川普表示，每年美國死於流感的人數在2.5萬到6.9萬之間，“驚呆了我”，相比之下，衹有2700人死於新冠肺炎。他還表示，目前尚不能確定冠狀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於流感。
川普的反應顯見美國政府輕忽疫情的態度，一直到3月中美國新冠肺炎快速擴延以後，川普政府開始顯得束手無策，導致美國股市也跟著驚慌失措，道瓊指數在3月中的幾天內接連大跌近萬點，甚至跌到一開盤就觸動熔斷機制。
美國政治人物對疫情的輕忽之外，有些甚至還抱持幸災樂禍的心態。例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就表示，“中國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北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則視疫情為是，“對美國允許太多工廠遷到美國以外地方生產的嚴酷提醒”。尤其是在中國經歷SARS、非洲豬瘟等疫情後，現在又爆發新型冠狀病毒，這是企業必須考量的供應鏈風險。
另外，美國對中國疫情抱持偏見之處，還可以從病毒的命名看出，在世衛組織已經將新冠肺炎命名為Covid-19之後，美國的官員還是以“武漢病毒”來稱呼這個疫情。包括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內，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和官員仍在使用“武漢病毒”。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在參議院會議中更是頻繁使用這個詞，另一名共和黨眾議員戈薩爾(Paul Gosar)在宣佈他和幾名幕僚，曾在保守的政治行動大會上接觸一名檢測陽性的與會者時，所用的也是“武漢病毒”。
事實上，世衛組織定名為Covid-19，主要就是為了避免對起源地武漢刻意的汙名化，但是這個關於冠狀病毒的推薦術語，並沒有擴展至政界的各個角落。反而是廣泛使用“武漢病毒”的美國政客，在網上引發一陣批評，稱他們是排外和種族主義者，將一個最初在中國武漢發現的病毒與地域捆綁起來，導致對華人的持續汙名化。
加州民主黨人劉雲平(Ted Lieu)就在推特上說，這樣的用詞正是導致病毒在美國傳播的“那種短視心態的表現”。其實，關於種族主義、冠狀病毒與黨派政治的爭論越來越醜陋，這正是2015年發布更嚴格的命名原則以來，衛生官員一直試圖避免的那種地緣政治爭吵之因。但是，美國的政客卻沒有收斂這種偏見，衹要對中國不利的事物，他們就偏愛用具有偏見的稱呼來刷存在感。
尤其是在3月11日，美國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承認，在美國確實有一些流感死者，實際感染的可能是新冠肺炎。這是美國眾議院委員會針對美國的新型冠狀疫情舉行的聽證會上，眾議員哈雷·羅達（Harley Rouda）問雷德菲爾德，在沒有檢測試劑的情況下，是否存在這種可能性：那些容易感染流感的人，也許在其實際感染了什麼這件事上，被錯誤地歸類了？是否很有可能，他們實際感染的是COVID-19（新冠肺炎）。
雷德菲爾德在聽證會上親口證實了美國可能才是新冠肺炎的起源地，如果新冠肺炎真的是起源於美國，那麼武漢人就不用替美國人揹黑鍋了。
因此，在疫情稍歇之後，中國外交部開始反擊，發言人耿爽在記者會中批評：“個別美國政客不尊重科學，不尊重世衛組織的決定，迫不及待地藉新冠病毒對中國和武漢進行汙名化，中方譴責這種卑劣的做法。”而在另一場記者會上他又說：“國際社會自有公論。蓬佩奧詆毀中國抗擊疫情努力的企圖不會得逞。”
而中國外交部對《華爾街日報》使用“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標題，則採取了更嚴厲的做法，驅逐了該報北京分社的3名記者。川普政府為了報復，也對中國5家主要官媒（包括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在美國的中國籍僱員人數進行限制。這反過來再次激起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責美國虛偽，並暗示中國將採取更多針鋒相對的行動。她在推特上寫道：“現在美國開玩了，咱們就玩一場吧。”
華春瑩使用的是推特，被認為這是中國公共外交攻勢的一種新形式，這個去年在中國已經成形的外交攻勢，華春瑩繼續使用它來回擊批評人士，看來已經擺出不服輸的姿態。可見，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怕西方的傲慢與偏見，也看清了在東方主義的影響下，想要改變美國對中國人的偏見並不容易，衹有採取對美國以牙還牙的輿論戰，才是大國間真正的較量。
雖然，這種外交輿論戰不可能因為疫情的結束，就改變美國人的偏見，但是中國能夠在全球公共領域正視西方普遍存在的東方主義，也許更能替東方人，特別是華人爭一口氣，這才是中國崛起所該改變的國際規則。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總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