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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在武漢疫情不斷擴散之際，並沒有出現情境共生、休戚與共的心理狀態。 |
中評社╱題：武漢疫情與兩岸關係“內捲化效應”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國家權力機構內捲化的結果，佔有高職位者充斥無能之輩，這就造成機構跟著“痞化”，政策產出也一樣的“痞化”。說白話一點就是政策產出粗糙，遇事無法處理，就開始耍流氓，就以處理武漢新冠肺炎的過程來看，內政、兩岸、外交都衹有一個亂字了得。以民進黨政府出現這樣的“痞化”現象，若從短期來看長遠的執政效果，未來4年兩岸關係處於熱對抗的局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結果。
一、民進黨在勝選情緒中自以爲是
以“抗中保台”作為選戰總策略的民進黨，在贏得勝選之後，並沒有放下抗中的情緒。當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後，仍然扛起抗中旗幟操作兩岸關係，使得原本已經陷入4年空轉、僵持緊綳的兩岸關係，再次升高對抗的氛圍。
過去蔡英文認為衹要民進黨能夠贏得大選，大陸的對台政策就會跟著民進黨轉，所以在蔡英文以817萬票大贏韓國瑜之後，民進黨即以為大陸應該會被蔡英文這麼高的得票數有所折服，這樣就可以繼續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因此民進黨就擺出一副兩岸關係我說了算的姿態，這為已經十分脆弱的兩岸關係埋下不安的引信。
不幸的是，這時又剛好爆發武漢疫情，蔡政府第一時間並沒有發揮同理心，一起跟大陸協同抗疫，反而是以保台為由，拒大陸於千里之外，其中尤以一開始閣揆蘇貞昌宣示禁止台灣口罩出口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蘇貞昌這種缺乏悲天憫人的作風，立即引發民眾的撻伐。
爾後，在接回武漢台胞的包機問題上，民進黨為了不讓國民黨搶去鋒頭，開始在包機問題上出難題，讓第一次包機之後，第二次包機就遲遲無法啟動。民進黨把第二次包機無法繼續啟動的因素歸罪於大陸，讓國台辦也出言批評民進黨的不是。
緊接著，民進黨又在大陸忙於對抗疫情之時，鼓動各國支持台灣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把抗疫的戰場拉向外交戰。再加上這時準副總統賴清德到美國訪問，獲得美國高度的禮遇，讓兩岸關係更充滿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處境。大陸於是在2月9、10日連續兩天出動戰機到台海周邊長航遠訓，更讓兩岸關係可能陷入熱對抗的局面。
兩岸關係在武漢疫情不斷擴散之際，並沒有出現情境共生、休戚與共的心理狀態，反而因為民進黨繼續操作抗中策略，使得兩岸關係在最可能有轉機的時刻，仍然繼續沉溺在熱對抗之中，這可能是因為在蔡英文勝選之後，民進黨還一直沉醉在勝選的喜悅中，以為衹要趁勝追擊，大陸就會真正面對民進黨是連續兩次完全執政的政黨，而不會再寄希望於衰弱不堪的國民黨。
衹是，在兩岸關係失去國民黨作為一個防火牆之後，民進黨就必須直接面對大陸的執政黨，在雙方缺乏互信基礎之下，期望在未來4年民、共能夠產生互動的可能性恐怕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尤其是在武漢疫情還無解之際，民進黨卻不斷地出手挑釁大陸，未來兩岸關係出現“內捲化效應”想必會越來越高，這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
二、什麼是“內捲化效應”？
“內捲化效應”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主要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既無突變式的發展，也無漸進式的成長，長期以來，衹是在一個簡單層次上自我重複。作為學術概念，其實並不深奧，觀察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有很多這樣的“內捲化現象”存在。
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一位名叫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美國文化人類學家，他曾在爪哇島生活過。這位學者潛心研究當地的農耕生活，在他眼中看到的都是犁耙收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原生態農業在維持著田園景色的同時，長期停留在一種簡單重複、沒有進步的輪迴狀態。吉爾茨就把這種現象稱為“內捲化”（involution）。
1996年另一個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一書中，把內捲化應用到國家權力方面，提出了“國家政權內捲化”的概念。他認為在他的著作中，內捲化這個概念不完全符合吉爾茨的定義，衹是借用這個概念，它所揭示的現象已經脫離了原詞意義。
杜贊奇所提出的“國家政權內捲化”指的是，民國時代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複製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中國舊有的贏利型經濟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而“政權內捲化”與農業內捲化的主要相似之處在於：沒有實際發展的成長（即效益並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贏利型國家經濟）的再生和勉強維持。
而華裔學者黃宗智在他所著的《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兩本書中，把內捲化這一概念用於民初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成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成長即“內捲化”。
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一種“糊口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困的小農為了生存而不得已的選擇，商品化並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制，而是進一步強化了它。
事實上，根據杜贊奇的說法，國家的內捲化是20世紀初期中國國家政權擴張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它具體的表現在即正式與非正式的機構兩者同步成長。正式的國家政權透過非正式的機構推行自己的政策，卻無法控制這些機構。
而在農村中則可以發現，國家政權的深入，加深了農村領袖與群眾間的分裂。這些農村領袖原來多是舊式鄉紳，他們面對來自國家和群眾兩面的壓力，有的選擇投靠依賴國家的暴力來駕馭群眾，有的則選擇讓位，給予不肖之徒乘虛而入之機，這種情況也被稱為農村領袖的“痞化”。
在民國初年，因為軍閥爭戰，使得這種農村領袖“痞化”的現象變成相當普遍，這也是毛澤東在經過70幾次的農村調查之後，才發現這種普遍的現象，以致提出打“土豪劣紳”的革命策略。
把這種“內捲化”拿來解釋民進黨從2018年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所出現的現象，或者更能看清楚民進黨官僚體系出現“痞化”之因。2019年蔡英文為了贏得初選，不惜改變初選規則、延後初選時程，甚至最後都被懷疑可能在初選民調上動手腳，以不光榮的手法贏過賴清德，讓賴最後不得不低頭選擇接受副手之位。
尤其是在九合一選舉後民進黨權力核心改變，以及內閣重組，而重組的內閣卻是以敗選者作為組閣的對象，雖然這樣的內閣被譏為“敗選者聯盟”，但卻不影響蔡英文在黨政方面權力的操控，這也是注定民進黨政府要出現內捲化的情形。
當然，民進黨傾向內捲化的因果是任人為親、任人為派系，非親非故或非派系人物，很少會被列入任用的考量。於是，國家權力機構變成是親屬機構、派系機構，衹要關係夠親，哪管什麼學歷、經歷與能力，即使是“土豪劣紳”，一樣可以好官我自為之。所以，選前的總統出訪的私菸案、高鐵的300萬元遺失案，選後都可化為無形，船過水無痕。
最可悲的是，國家權力機構內捲化的結果，佔有高職位者充斥無能之輩，這就造成機構跟著“痞化”，政策產出也一樣的“痞化”。說白話一點就是政策產出粗糙，遇事無法處理，就開始耍流氓，就以處理武漢新冠肺炎的過程來看，內政、兩岸、外交都衹有一個亂字了得。以民進黨政府出現這樣的“痞化”現象，若從短期來看長遠的執政效果，未來4年兩岸關係處於熱對抗的局面，恐怕是避免不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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