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增長的不確定性與企業家的作用
進入增長階段以後，從馬爾薩斯陷阱到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或者“轉折點”），最後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索洛增長模型，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新技術的誕生，新的技術就是創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釋，創新就是各種各樣的因素重新組合。按照物理學最基本的原理來說，世界上的物質和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在增長的。熊彼特講了很多創新的類型，這需要各種各樣的組合。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增長中的不確定性，我們過去對這個不確定性嚴重忽略。有人認為，美國、日本怎麼走，中國就應該怎麼走。這個從邏輯上來講，技術成熟以後，包括生產方法、工藝，甚至市場營銷方法都很確定的時候，可能相對比較有道理。但是，什麼東西搬到中國來，也要適合中國具體的環境，要符合中國具體的初始條件，將來理論研究一定要研究初始條件，它一定會發生新的要素組合。
經濟學經常講一個概念，叫做最優概念。我一直思考這個“最優”的含義。在一個確定的環境當中，比如中國的增長環境，最優是什麼，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後盤點的時候發現某個東西最好。所謂找到一個最優的方案，其實是市場的作用，是不斷地試錯，不斷地找好的東西的過程。不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當一個國家有巨大增長潛能的時候不確定性最大，因為有各種各樣組合的可能，但是需要有人不斷地試錯，最後試出一些好的辦法來，這就需要發揮市場作用。而試錯的那個人就是企業家。我覺得企業家就是進行要素組合的人。我到浙江省調研時曾問當地的企業家：產業集群是不是規劃出來的？他們說不完全是，做著做著很多企業就聚在一起了，他們叫做“塊狀經濟”，最後經濟學家稱之為“產業集聚”，這是一個演化的過程，逐步消除不確定性，到最後，最好的東西就出來了，其中就發揮了企業家的作用。其實，企業家的作用是分類型的。比如，對於後發國家來說，有成熟的技術、生產工藝、生產方法，企業家便很好當，他有些市場經歷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後，難度就增加了。中國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有很多的企業家搞市場營銷很有方法，因為這個東西學不來；很多跨國公司在國外很成功，但是到中國就失靈了，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居民的消費口味。其實，在改革開放後的前20年，中國企業家的才能突出表現在營銷方面，很多人都是營銷大王。但是，最近幾年，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需要進行技術創新。
這裡有一個很典型的問題，我們一直在反對重複建設，比如說汽車行業，最後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車公司了，那我們現在發展汽車產業的時候，是不是規定三五家企業就可以了？可以省去很多麻煩。但是，我們的問題是，規定的五家和最後形成的五家一樣嗎？看美國歷史上的克萊斯勒——美國最多的時候有500多家汽車公司，克萊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不停地合併，最後形成了一個好的公司。最後的好公司是競爭出來的，很可能就是一個最優方案——經過多少次試錯以後出來的東西。其實企業家就是在發現和利用這個機會。儘管我們現在傳統的增長理論當中有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和關注，但是看不到企業家的位置。
總而言之，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就是一個增長模型的兩邊問題，右邊是要素投入——資本是什麼，左邊就是產出，實際上需求這部分是歷史需求。再一個就是不確定性和企業家的能力，實際上還是在增長模型的右邊。包括索洛模型在內的許多經濟模型，雖然理論很成熟，但是我們不太滿意，因為很多理論缺乏解釋力。我們應該能夠結合中國實際，發現一些問題然後加以改進。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確定性的引入和對企業家作用的重視。傳統的經濟學模型，更接近於牛頓力學的範疇，那個世界觀裡面描述了增長的過程，現在已經到了量子力學。量子力學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確定性。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些問題，做一些改進。這樣既可以解釋中國的發展，也可以解釋其他國家的發展。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劉世錦（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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