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6日電／如果說2019年是全球經濟“共度時艱”的第一年，而2020年則將是第二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今年10月下調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至3%，創金融危機後的最低點。
但在不確定性中也蘊含機遇。中國加速結構改革的定力有增無減、新經濟生機勃勃，金融市場加速對外開放，中國資本市場跑步加入國際市場，A股和人民幣債券已不同程度納入國際知名指數，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也已進入衝刺階段。
11月15日，“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CFV）•頒獎典禮”上，對於當下熱門的新經濟發展未來以及2020年的經濟發展趨勢，還舉行了主題為“新經濟與增長新模式”和“2020全球中國經濟金融展望”的圓桌討論，分別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2019第一財經CFV聯席秘書長楊燕青和第一財經編委、新聞中心副總監蘇蔓薏主持。
消失的“菲利普斯曲線”暫難回歸
在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框架中，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詮釋了通脹率與失業率的反向關係，認為央行一旦實現其一則自動實現其二。但是，全球化、科技進步、人口結構等因素的變化正在對一般消費品價格產生深刻影響。各界關心的問題還在於，新經濟成本越來越低，逆全球化易引起消費品價格上行，那麼在過去二十多年曾推動全球通脹率下行的一個重要動能會否衰減？
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認為：“從學術研究來看，菲利普斯曲線已經很難存在了。”
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花長春提及：“當前老齡化加速，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惡化，因此通脹很難抬頭，如果可以遏制老齡化延續下去，那樣通脹才有可能上升。” 具體而言，收入不平等具有抑制通脹的效果。當收入越來越多集聚在富人手中時，全社會消費能力是下降的。不僅如此，收入差距擴大提升全社會儲蓄率，帶動實際利率下行，低利率進一步促進富人加大新發明、新科技投資，擴大全社會商品供給，對通脹形成抑制。
在一些國家央行追隨美聯儲降息、釋放大量流動性的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保持了自己的定力，對於明年貨幣政策的選擇，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認為，我國通脹的高點可能在明年二季度出現，“因此貨幣政策上半年應該以降准為主，下半年以降息為主。”
瑞穗證券亞洲經濟學家周雪則認為，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當AI技術和一些算法變成真正的主流，可以看到邊際成本是難以回歸的，大家以後的目標是維持比較低的核心通脹。
問題在於，既然新經濟是如此好的力量，但為何並未帶動生產率回升，也無法帶動菲利普斯曲線的回歸？花長春認為，一方面是新經濟的份額不夠，不足以彌補較重份額的傳統經濟的下行。“現在電商不斷下沉，使得消費更加靈活、供應鏈不斷縮小，從生產方式來看，過去我們靠邊界擴張，現在我們青睞小而美，小企業反而是更靈活的。”
“還有一種情況，新經濟在經濟中的體量偏低，是不是我們的統計方式還沒有很好地適應新經濟的模式。”周雪稱，“新經濟不僅是GDP的形式存在，難以用直線的模式去估量它未來的增長。”
對此，鄒傳偉提到，“就新經濟而言，一類是真正的技術創新，它提高生產力，但另外一類可能更多的是模式創新，它們對經濟生產力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再提到AI，大家對它的期望已經比原來要低得多，它也遇到一些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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