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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以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為重點，實現高水平開放的重要突破。 |
中評社北京11月2日電／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新型開放大國，中國如何看世界、如何與世界融合發展；處於調整、變化的世界，如何看中國、如何共建開放型經濟體系，這是國內外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以高水平開放推動形成改革發展新布局，不僅對自身中長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而且將給世界經濟增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帶來重大利好。
以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為重點實現高水平開放新突破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文章表示，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以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為重點，實現高水平開放的重要突破。由此，將在推動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促進全球自由貿易進程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第一，實現高水平開放新突破重在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所謂“制度性”，其重點是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建立與國際基本經貿規則相銜接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所謂“結構性”，重點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和範圍，即從一般製造業領域的開放擴大到以金融等為重點的服務業領域開放。這就需要加快推動以貨物貿易為主向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轉型進程，需要加快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型進程。
第二，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重在發展服務貿易。全球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9%上升至目前的23%以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變革交匯融合的大趨勢下，服務貿易仍將保持較快增長態勢，成為推動全球自由貿易進程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近年來，中國陸續出台了以金融為重點的關於服務業市場開放的一系列重大舉措，但與製造業領域的開放水平相比，服務貿易領域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服務貿易仍然是高水平開放的突出短板。2018年，中國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14.7%，低於全球23.1%的平均水平。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其重點、難點、焦點在服務貿易領域，在於推進服務業市場全面開放進程，在於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加快構建雙邊、多邊自由貿易網絡。
第三，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重在對接國際基本經貿規則。當前，“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逐漸成為國際經貿規則調整的重要趨勢之一。中國作為新型開放大國，不僅要加快對接現行國際基本經貿規則，而且要把握趨勢，盡快對標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比如，在進一步降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的基礎上，加快在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等重點領域形成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規則體系和監管模式；加強同歐盟、日本、韓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具備條件的國家和地區開展貿易投資協定談判；在數字貿易、服務貿易等重點領域提出中國主張與中國方案；以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為導向，加快探索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進程，以服務貿易一體化為重點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率先形成高水平開放新高地，與世界各國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等等。
以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為重點實現市場化改革新突破
文章指出，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版圖。今天，作為新型開放大國，開放牽動全局，開放與改革直接融合。
第一，以高水平開放推動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格局。推進高水平開放與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核心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比如，只有真正對國企、民企、外企一視同仁，全面實現各類企業平等競爭，才能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只有加快服務業市場化進程，使市場在服務業領域的要素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形成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的重要動力。從實際情況看，改革仍然需要在關鍵性、基礎性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比如，全面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等；盡快打破服務業領域的市場壟斷與行政壟斷，修訂《反壟斷法》，把反壟斷尤其是反行政壟斷作為市場監管的重大舉措；全面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建議賦予農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權；適應金融業加速開放的趨勢，加快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進程；等等。
第二，以高水平開放確立競爭中性原則。當前世界經濟進入更高層次的合作和競爭新階段：從強調要素流動到強調規則升級；從強調硬件競爭到強調營商環境等軟環境競爭。近年來，中國的營商環境持續改善，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總體排名第31位，比2018年上升15位，比2017年上升47位。在這個基礎上，謀劃未來一個時期的市場化改革，要以參與更高層次國際合作和競爭為導向，加快形成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比如，加快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形成全國統一的、內外資一致的、更加精簡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進一步提升負面清單的透明度與可操作性；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在要素獲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以混合所有制為重點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第三，以高水平開放推進相關經濟政策的調整與轉型。比如，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實現市場監管的重點由一般市場行為監管向公平競爭審查的轉變，推動市場監管的主要對象由商品為主向服務為主的過渡，並強化對相關經濟政策的公平競爭審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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