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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中評社 張爽攝） |
中評社北京10月28日電（記者 張爽）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在“映日蓮花：一國兩制的澳門特色——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研討會”上對中評社表示，2019年，隨著中美貿易戰、中美關係的質變，“一國兩制”存續的國際政治條件正在快速發生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國兩制”面臨世界體系重構的結構性危機。如果整個香港社會拒絕外國的干預，在中美貿易戰以及中美結構性衝突當中，堅定地站在國家一邊，就沒有任何別的力量能夠撼動“一國兩制”，撼動中央與香港的緊密團結以及香港本身的繁榮穩定的。
田飛龍對中評社說，“一國兩制”本身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與西方世界和解的戰略性產物，與中美建交、中國決定性地用改革開放的方式對接歐美主流的全球化體系是相關的。2019年，隨著中美貿易戰、中美關係的質變，“一國兩制”存續的國際政治條件正在快速發生變化，包括美國通過制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平台的國際地位進行更嚴格的審查，甚至保留取消單獨關稅區地位的權利。
田飛龍續指，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國兩制”面臨世界體系重構的結構性危機。這個危機不僅對香港，也對澳門未來的發展有非常大的衝擊或者威脅，會進一步倒逼中國政府加快改革開放，加快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係，進一步提升中國市場經濟的規範性與開放度。中國必須不能被歐美市場邊緣化，而是進一步與歐美市場合作，提升中國整體市場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融合度、聯合度，只有中國更緊密的擁抱全球化體系，為全球化體系的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中國才不會被甩出全球化體系，中國才能夠為港澳的“一國兩制”的存續提供一個可以長期依賴的國際秩序的條件。
“現在很多研究一國兩制的學者視角比較局限於單一學科或者純粹國內法視角，或者從主權的國家的視角來看待香港的危機或者澳門的未來，沒有看到‘一國兩制’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種制度規劃，也沒有充分評估到‘一國兩制’是與中國長時段的現代化、國際化戰略是緊密相關的”，田飛龍對中評社說，香港問題的根結就在於“一國兩制”存續的國際政治條件的變化，就是美國不再願意或者說美國在戰略上認為繼續維持“一國兩制”香港平台對中國利益更大，而對美國利益相對不大，所以它在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抗的時候，重新評估了香港平台的價值，不惜破壞平台，也要拖累或者阻斷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所以“一國兩制”存續的國際政治條件的變化是這一次“一國兩制”危機的主要原因。
“當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香港回歸22年以來，在愛國的教育、國家安全立法，還有兩制的互動融合上所欠下的功課、欠下的債，也是在這次運動當中接近反國家極限、癱瘓政府管制權以及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行為的很重要的來源。”田飛龍說，香港社會回歸以來貧富的分化，社會不平等感的增加，在全球化深度發展時期一些失敗群體、弱勢群體無力改變命運時候的絕望反抗，這些因素也夾雜進來，導致在香港平台上的社會運動具有空前的能量爆發的特征。
田飛龍認為，總體上，基本法的結構是能夠應對目前的危機與挑戰的，但是特區政府沒有能夠合理充分地承擔起高度自治的責任，在特區法律框架內還有很多機制、權利沒有使用，尤其是香港社會愛國愛港的力量、香港社會的市民還沒有普遍地感覺到危機感，沒有感受到利益受損之後的不確定性，所以香港社會還沒有集體行動起來。一旦特區政府善用自治的責任，香港社會就會有一種覺醒與集體行動，“一國兩制”所賦予高度自治權的巨大的正能量也能發揮出來，我們期待特區政府跟香港社會共同釋放止暴制亂的正能量，這樣無論是在後面的選舉當中，還是在恢復法制的過程當中，或者說在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一國兩制”還能行穩致遠。如果這股香港社會自身的正能量不能形成，僅僅靠國家的兜底保障，以及國家在整個國際層面的對香港利益的保護是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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