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影響中間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是選舉過程中的焦點議題
與藍綠基本盤，以及基本支持群眾的投票行為相比，決定中間選民投票行為的不是政治立場，而是選舉過程中的焦點議題，也就是一定的時空背景下形成的選舉主軸。
如果把2005年以來的歷次選舉結果與當時台灣島內形勢聯繫起來觀察，就會發現每一次的選舉主軸都是在台灣島內特定時空背景之下形成的，選舉的過程就是各個參與競選的候選人圍繞選舉主軸，圍繞特定時空背景下形成的焦點議題展開競選。選舉結果的大起大落是與當時台灣社會面臨的內外形勢緊密相聯的。也就是說形勢的變化對於台灣中間選民的投票行為產生巨大影響，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更多地受到當時形勢之下特定議題的影響。而不是基於傳統固有立場。
2008年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以大比分贏得“大選”，2009年地方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奪得多數席次，以及2010年五都行政首長的選舉，受到陳水扁執政期間的貪腐行為，以及挑釁兩岸關係，導致兩岸關係走到戰爭邊緣的影響。在這段歷史時期，民進黨的發展陷入低迷；2014年台灣地方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以大比分奪得多數席次，2016年“大選”中民進黨蔡英文高票當選，則是受到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期間施政成績不佳，兩岸關係快速發展讓台灣民眾感到壓力，最終爆發太陽花運動的影響；2018年的地方縣市長選舉，同樣是因為民進黨執政兩年，施政成績太差，以及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的影響。
台灣社會發展面臨的特定形勢產生了特定的選舉議題，整個選舉過程就是圍繞這些焦點議題展開，而焦點議題是影響中間選民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
二、中間選民投票行為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意義
（一）台灣主體意識的上升使得“統獨”議題不再是選舉的焦點議題
回顧台灣的選舉歷史，在1996年、2000年以及2004年的台灣領導人選舉中，“統獨”議題一直是選舉的焦點議題，“愛台灣”與“賣台灣”成為藍綠候選人競選攻擊的口號。在統獨意識形態的主導下，社會治理、經濟發展議題被參與競選的各黨派候選人忽視了，選民被迫在“統獨”議題上作選擇。隨著台灣社會的本土化與民主化轉型，台灣社會本土化日漸深入，台灣意識逐漸上升，台灣主體性基本確立。同時，2005年台灣經過修憲確立了“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委”選舉辦法，推動台灣社會走向中間，極端的意識形態逐漸淡化。
隨著台灣意識的逐漸上升，“統獨”議題不再是台灣社會選舉的焦點議題，台灣選民，特別是中間選民更關注社會治理、經濟成長議題。台灣社會發展議題已經成為影響中間選民投票行為的重要依據。相較於2005年以前的選舉，傳統藍綠基本支持力量的投票行為取決於國家認同與政治立場，導致台灣大選大多圍繞“統獨”議題進行競爭。在2005年以後的台灣選舉中，台灣選民更加關注的是社會發展、經濟成長議題。而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衹是影響台灣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是實現台灣社會發展的手段與方式。
（二）台灣中間選民已經成為制約兩岸關係走向極端的重要力量
台灣社會的發展正在成為台灣各項選舉的焦點議題，而兩岸關係，與趨統還是趨獨衹是實現台灣社會發展的方式與手段。中間選民對於國民黨執政或是民進黨執政關注的重點是不同的：2008年國民黨高票當選後，馬英九接受九二共識，並且嚴格按照“一國兩區”定位兩岸關係，希望藉助大陸因素推動台灣社會發展。台灣沒有“獨立”的問題，中間選民關注的重點是防止台灣與大陸走得太近。“太陽花運動”的爆發就是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快速發展的不適應，並導致2016年民進黨人蔡英文高票當選。民進黨執政後，沒有放棄“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試圖擺脫大陸因素尋求台灣社會的發展。民進黨執政沒有統一的問題，中間選民關注的重點是台灣經濟發展問題，也就是不要離大陸太遠。民進黨僅僅執政兩年，中間選民就用選票否定了民進黨的發展戰略，大幅擺向國民黨。
2008年以來中間選民在台灣各項選舉中的表現，顯示出中間選民正在成為制約兩岸關係走向極端的重要力量。
（三）台灣中間選民的投票意願反映了兩岸關係的內在規律
2008年以來逐步擴大的中間選民，其投票行為反映了兩岸關係的內在規律。一方面，兩岸之間存在的內在動力與紐帶維繫台灣與大陸保持密切的聯繫。從歷史上看，台灣與大陸有共同的歷史與文化，兩岸民眾同文同種，兩岸之間有相互融合的基礎；從現實中看，台灣的社會發展無法擺脫大陸因素的影響，和諧的兩岸關係是台灣社會發展必然的選擇；另一方面，兩岸之間存在的社會差異形成了排斥的力量，阻礙了兩岸社會的深入融合。1949年以後兩岸分別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選擇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由此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差異，導致台灣民眾對於大陸心存疑慮，希望兩岸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兩股力量的並存決定了短時間裡兩岸很難實現和平統一或“獨立”，兩岸統一的趨勢與“台獨”的趨勢將面臨長期競爭的態勢。
三、2020年“大選”過程能否延續“九合一選舉”時的政治生態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
（一）台灣地方選舉與領導人選舉的關聯性
觀察地方選舉和領導人“大選”的關聯性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層次分析，一是從選舉的焦點議題分析。台灣地方縣市長選舉和領導人選舉處於不同的層次。因此，選舉的焦點議題是存在差異的。地方選舉更多的是關注地方社會治理，關注經濟成長；而在領導人選舉中還會加入兩岸關係這個重大議題。從選舉的焦點議題觀察，兩者的關聯性不是必然的。另一個層次從民眾對政黨的好惡程度分析。由於地方選舉和領導人選舉相隔時間衹有一年多時間，使得民眾在短時間裡不會快速改變對政黨的看法。因此，從這個基本面上觀察，兩次選舉具有相當的關聯性。
從歷史上看，由於陳水扁的貪腐以及在兩岸關係方面的極端行為，導致民進黨陷入低潮。國民黨不僅贏得了2008年的“大選”，而且順勢贏得了2009年、2010年的地方選舉。同樣，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給國民黨帶來沉重打擊，國民黨不僅在2014年的地方選舉中大敗，而且在2016年的“大選”中以大比分落敗。值得關注的是，2018年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大勝是否能夠延續到2020年的“大選”？答案取決於2018年“台灣最大黨就是討厭民進黨”這個政治生態能否延續下去。如果2020年1月“大選”投票前，台灣社會或是兩岸之間發生重大事件，改變了2018年台灣的政治生態，國民黨要再次贏得“大選”的勝利存在變數。
（二）“九合一”選舉結果顯示出當前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是社會治理與經濟成長
2016年的台灣選舉讓民進黨贏得了從行政到立法的全面執政。然而，蔡英文執政當局在兩年多時間裡施政表現與台灣民眾的期待存在巨大的差距。從社會治理方面觀察，民進黨利用手中的權力，強力推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堅持提出備受質疑的《反滲透法草案》。民進黨以社會改革為藉口，從意識形態出發，打擊異己政黨，圖利特定集團，施政過程相繼得罪了勞工、青年、農漁民、中小企業主及軍公教等多個階層民眾。從經濟成長方面觀察，民進黨執政後企圖擺脫大陸，以“新南向政策”尋求台灣的經濟成長，不僅違背了台灣經濟成長規律，也與民眾“求穩也求快”的願望產生衝突，廣大民眾沒有感受到經濟成長帶來的生活改善。從兩岸關係方面觀察，民進黨執政後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引發兩岸的對立，讓兩岸關係陷入僵局，進而導致台灣經濟受到衝擊。
民進黨執政後的兩年多時間裡，蔡英文當局施政滿意度已經降到三成以下，不滿意度超過六成。“台灣最大黨就是討厭民進黨”，這個現象成為台灣政治生態變化的突出特點。經過民進黨執政的兩年多時間，專業的社會治理，有感的經濟成長，以及和諧的兩岸關係成為台灣民眾，特別是中間選民的追求與訴求。而民進黨擅長操弄的“安全與主權”問題得不到民眾的回應。這樣的民意訴求延續下去，將對2020年的“大選”產生重大影響。
（三）違背中間選民意願的強勢干預將產生事與願違的效果
在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陷入膠著的關鍵時刻，圍繞高雄市長的選舉，出現了值得關注的現象。以前美國在台灣地方選舉中一般都是作為旁觀者的角色出現，但這一次卻公開介入，直接拉抬民進黨。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莫健在媒體專訪時表示，有外在勢力試圖改變台灣風向，散播不實訊息。兩岸使用相同語言，台灣訊息渠道便利且有言論自由，使得假消息氾濫，“這是非常危險的”。 “美國在台協會（AIT）”前高雄辦事處處長杜維浩公開聲稱，高雄“又富又漂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在有意拉抬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對沖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高雄“又窮又醜”說。但讓杜維浩始料未及的是，韓國瑜成功翻轉，讓民進黨執政20餘年的高雄“綠地變藍天”。鐵的事實證明，美國雖然明目張膽地介入，但其實客觀效果微乎其微，島內民眾並不買帳。
事實證明台灣選民，特別是中間選民已經逐漸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台灣人民需要一個從庶民的角度來發展經濟的政府或者政治人物，而且對於廢死跟同性婚姻都有自己的定見，不受所謂普世價值操作的影響。台灣人民有自己主體性的思考能力，讓美國在選舉前許多操作都失去了作用力，美國的過度介入反而會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中評社發表評論指出，“美國已經逐漸從趨勢的掌控者變成跟隨者。”
結論：台灣社會已經成為選舉社會，經歷了多次不同層次的選舉，形成了台灣特有的規律。研究台灣的選舉規律，瞭解台灣選民，特別是中間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影響其投票行為的因素，有助於大陸在制定各項對台政策的過程中，遵循客觀規律，循序漸進地推動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總第2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