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1日電／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條件下，國內需求增速下行使經濟增長承壓。只有實施以適度擴大總需求為基本取向的需求側協同政策，促進經濟穩定運行和增長，支持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才能有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但需要指出的是，適度擴大總需求只是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總量經濟環境，要在此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還需要加強總量政策與結構性政策、防風險政策、應對外部衝擊等政策的協調配合。
經濟參考報發表華僑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郭克莎文章表示，為此，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係：
協調好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關係
要協調好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關係，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供有利的宏觀政策環境。
中國使用的宏觀調控概念，含義範圍比較寬，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這為協調兩者的關係提供了有利的體制條件。需求側協同政策在調控總需求的過程中，也要注重採取差別性的政策取向，致力於促進結構調整優化。從理論上說，協調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關係，重要的是協調好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關係。
一是加強宏觀政策的結構效應並規定一個較長的時間區間。財政稅收政策具有明顯的結構效應，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強化實施過程。貨幣信貸政策的結構效應較弱，雖然央行可以對不同行業規定差別信貸政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容易變通和走樣，需要研究切實可行的結構性政策並加強有效監管。問題在於，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是一個中長期過程，宏觀政策的結構效應需要保持較長時間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必須努力減少財稅、信貸政策的短期化和隨意性，規定一個相對較長的政策實施過程，這個過程中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樣，通過一段時間穩定實施兼顧總量與結構取向的政策，包括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穩定經濟增長的條件下限制產能過剩行業、支持需求擴大產業、促進新經濟發展和傳統經濟改造升級的財稅政策和信貸政策，才能使宏觀政策的結構效應持續發揮。這些政策可以有實質性的政策措施內容，也可以只給出一些明確的政策引導信號，兩者的關係和組合需要深入研究，並根據經濟形勢變化有所側重，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完善。
二是加強總量政策與區域政策、城鄉政策、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區域、城鄉、產業的結構失衡是相互關聯的，都是發展不平衡的表現。協調總量政策與區域政策、城鄉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係，就是要把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與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結合起來。如果區域差距、城鄉差距不能逐步縮小，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會受到制約，經濟穩定增長也會受到制約。實施需求協同政策要在統籌全國大市場的基礎上，兼顧培育中西部市場和鄉村市場，促進中西部經濟發展和鄉村經濟振興，從而支持全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順利推進。區域政策、城鄉政策和產業政策總體上都屬於中長期政策，幾大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安排和合理的規劃設計，總的原則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圍繞近期面臨的突出問題，實施綜合解決根本矛盾的戰略舉措。
三是加強需求側協同政策對需求結構調整優化的作用。需求側協同政策是相對短期的，而需求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性問題。近幾年，我們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過程中，也經歷了需求結構的迅速調整變化，投資比重持續下降，消費比重較快上升，出口比重波動回落。未來一段時間需求結構繼續調整仍是必然趨勢。需求側協同政策既要穩定投資增速，保持出口平穩增長，更要促進消費較快增長，推動需求結構調整優化，而後者是更為重要的長期性問題。把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起來，需求側協同政策要加強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必須依托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加快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協調好穩增長政策與防控金融風險的關係
要協調好穩增長政策與防控金融風險的關係，使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得到一個中長期、可持續的穩定經濟環境。
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按照黨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後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這裡提出要防控的金融風險，不是經濟運行中一般意義上的金融風險，也主要不是來自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帶來的金融風險，而是前幾年在穩增長過程中因地方政府性債務再度擴張、經濟總體杠杆率上升而形成的新的金融風險。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當年三大攻堅戰初戰告捷，2019年要針對突出問題，打好重點戰役，其中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要堅持結構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範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共振，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到堅定、可控、有序、適度。如果說實施穩增長政策是為了防止經濟過度下滑，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創造穩定的環境，防控金融風險則是為了防範穩增長過程出現新的金融波動，對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產生新的影響。
在應對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隨後應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條件下，以穩增長為中心的貨幣信貸政策、財政稅收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房地產政策等的實施，導致政府、企業、家庭的杠杆率上升，帶動了金融部門的大幅擴張。有關資料顯示，從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間，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由44萬億元增加到232萬億元，增長5.3倍；債券市場托管規模從9.25萬億元增加到63.7萬億元，增長6.9倍；信托業信托資產規模由0.35萬億元增加到20.22萬億元，增長57.8倍；增速均遠高於GDP增速和M2增速。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不足5%，到2015和2016年達到8.4%和8.3%，2017年也有8.0%，而美國和日本這一比值的歷史高位分別為7.7%和8.5%。從國際比較看，中國作為一個金融體系以銀行業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業的發展規模和比重顯然已經過度擴張。中國金融業的快速擴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金融部門出現比較突出的脫實向虛、自我膨脹趨勢；二是金融企業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政府性、政策性資產的持續膨脹；三是金融機構與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利益交錯，共同推動了金融擴張；四是金融行業與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行業相比投資收益差距很大，不斷吸引包括實業資金在內的社會資金以各種可能渠道流入金融領域；五是金融企業的創新性擴張某種程度上利用了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漏洞，而金融監管的制度和機制難以及時發揮有效的制約作用。這些特點使中國面臨的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不斷累積，已經到了不容小覷的地步。所以，中央反覆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並把防控金融風險列為需要重點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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