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政治風險此起彼伏
當前，歐元區以及歐洲經濟難有明顯起色。在政治方面，歐洲內部也是焦頭爛額。政治與經濟風險的交織共振令歐洲面臨不小的挑戰。歐債危機“後遺症”並未得到完全消除，歐洲依然面臨著巨額債務問題的困擾。而經濟的不振導致民眾生活水平下降，社會問題不斷累積，民眾怨聲載道，民粹主義趁勢重燃，疑歐情緒也顯著上升。
年來最為典型的疑歐與民粹主義案例當屬英國脫歐。誰也沒有想到，在2016年的全民公投中，英國真的會選擇離開歐盟。然而，截至目前，英國的脫歐進程幾乎陷入停滯，脫歐截止日期一拖再拖。對於歐盟而言，英國選擇離開歐盟的決定或將產生更為長期的影響。儘管英國脫歐進程中面臨的重重困難，可能會令有類似想法的其他國家三思而後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英國脫歐起到的“示範”作用，將不利於歐洲一體化的發展。
目前，包括意大利、奧地利、法國、德國、瑞典以及西班牙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出現了極右翼政治勢力的崛起。在法國，“黃馬甲”示威活動燃起“戰火”，此前在法國大選中，“國民陣線”黨大放異彩，獲得了眾多民眾的支持；在意大利，北方聯盟和五星運動黨為代表的兩大反建制政黨影響力驟增；在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表示將不再尋求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流政治黨派權威和支持度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德國、法國以及意大利等國的經濟增長在今年繼續放緩，甚至陷入衰退，這有可能引發民粹主義勢力的升溫，政治和經濟風險共振的情況將會更加突出。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分析認為，歐洲反建制勢力的崛起主要有三方面的基本原因。首先，歐債危機埋下了疑歐的種子，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得各成員國在應對外部風險時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加重了部分成員國的債務負擔。其次，權責分配不均培育了疑歐勢力，英國脫歐就是部分成員國貢獻與權利不成正比的例子。最後，移民、難民的湧入以及難民的分配機制問題加劇了疑歐情緒，歐盟內部的矛盾有所激化。反建制力量的上升，或將令歐盟各成員國的利益更加多元化，進而使得歐洲在改革發展中面臨更多的分歧以及成本。
需解決貨幣與財政政策深層矛盾
歐債危機的爆發，令歐洲經濟陷入低谷，同時也暴露出了歐盟以及歐元區內部體制的缺陷。歐債危機的出現令歐元區“貨幣同盟，財政自治”的制度框架受到質疑。當前，歐元區國家的貨幣政策統一交由歐洲央行行使，歐元的誕生也成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里程碑。然而，各成員國具體經濟情況不同，在面對風險時統一的貨幣政策難以針對各成員國進行調整，這也就意味著各成員國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空間有限的財政政策，這使得部分成員國的債務負擔加重，甚至進入了惡性循環。
貨幣政策統一但財政政策不統一，使得政策難以實現有效協調，反映出當前歐元區經濟制度的不靈活以及存在的缺陷。此前，意大利政府與歐盟之間爆發的有關預算案的衝突與矛盾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意大利政府曾提出2019年2.4%的財政赤字預算目標。但這一預算案遭遇了歐盟方面的否決。博弈多時後，意大利政府承諾調整預算案，將財政赤字目標降至2.04%，意大利與歐盟此次的意見衝突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矛盾已經煙消雲散。當前，意大利經濟表現較為疲弱，在統一的貨幣政策約束下，只能通過尋求財政政策給予經濟刺激。今年5月中旬意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曾表示，若對提振就業有幫助，意大利準備違反歐盟的財政制度規定，例如突破赤字以及債務與GDP的比重等。
在歐盟以及歐元區這個“大家庭”中，既有赤字國家，也有盈餘國家。這意味著不同的國家在財政政策方面或將採取不同的態度和方案，在現有條件下很難得到統一。在稍早前於美國華盛頓舉行的IMF和世界銀行(WB)的春季會議上，IMF表示已經向包括德國在內的擁有預算盈餘的國家施壓，要求這些國家減稅或是增加支出以支持經濟增長。不過，德國財政部長肖爾茨表示，德國穩定的財政狀況能夠令其自身更好地應對下一次衰退。而目前全球經濟的風險不是德國的財政問題，而是“人為”風險，包括英國脫歐以及貿易爭端等。
綜上所述，歐元區當前正面臨著貨幣政策統一但財政政策不統一的結構性困境，並且這一結構性問題帶來的不利影響也愈發凸顯。但是，沒有統一的貨幣或將難以更深層次地推進歐洲一體化和單一市場。因此，面對重重挑戰，歐盟需要堅定改革的決心，及時調整當前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機制，強化共識，共同推進歐洲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來源：金融時報 作者：劉燕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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