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堅持原則，貴在行動。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是強化“一國”、善用“兩制”，處理好“一國”與“兩制”關係的典範。所謂強化“一國”，就是堅持“一國”的政治底線，發揮“一國”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巨大紅利；“兩制”當中，對內地、香港、澳門來講，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兩種政治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大灣區建設中的政治底線。習總書記說過，“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因此，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過程中，應意識到相較於港珠澳大橋建設中的工程難題更難解決的是人為設定的制度、法律、管理規則等障礙。建議兩岸應該淡化制度差異，堅持“以實為本，以真為要，以幹為先”，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大膽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建議。在未來相互交流和合作領域中，以多元、包容、融合的實際行動，避免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化、泛“兩制”化。
第三，顧全大局，效率優先。多年以來，國家層面基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一國兩制”獨特屬性，較多強調整體區域規劃而忽略了個體城市差異。今後，粵港澳地區要想形成真正的大灣區城市群，必須讓灣區內的各城市進行精準定位、明確職能、合理分工、優勢互補，在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動下，因城施策、順“市”而為。試想一下，港珠澳大橋建設如果過於強調依靠社會私人資本，在不建深中通道的條件下要滿足交通量需求，根據投資回報測算則要做成雙向十二車道才行，但相應地工程的投入要比現有的六車道增加80%，造成的後果將是工程建設會被無限期拖延。而在確定選擇融資渠道單一的政府投資方式後，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先把工程幹起來，通行政策可以在後面慢慢協調研究。因此，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過程中，應從整體大局出發，清楚認識到“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加快速度落實兩岸“應通盡通”，以效率優先為原則大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做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應有的歷史性貢獻。
參考資料：
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版。
②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推進祖國統一——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祖國統一的重要論述》，《光明日報》，2017年12月6日第5版。
②張思平：《“一國兩制”下的粵港澳大灣區二十年》，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研究報告，2017年12月。
④魏凱：《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為何沒“合體”》，《南方都市報》，2019年4月11日第AA01版。
⑤梁振英：《讓粵港澳大灣區發揮“一國兩制”的創造力和生命力》，http://www.pprd.org.cn/yc/201811/t20181128_508881.htm.
⑥習近平：《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02/c_112393775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