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技術進步對經濟長期增長貢獻的文獻汗牛充棟，其中以熊彼特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熊彼特指出，增長的源泉來自於創新，而創新表現為新產品、新方法、新市場、新原料和新組織方式。熊彼特創新理論中不被人特別關注的是他對“新市場”的討論。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熊彼特和斯密等人強調市場規模的貿易理論匯於一處。新市場的出現勢必引發新的分工與專業化生產，市場規模擴大帶來的競爭加劇也迫使各層次的市場行為主體從事技術創新或技術引進。在強調專業化生產和競爭扮演著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角色的同時，熊彼特還指出了創新得以實現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存在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為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鑒於金融市場乃典型的制度密集型安排，體制機制改革或有效制度的設立便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
貿易與技術進步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前提條件在於有效的制度安排，其中的核心要素是明確界定和保護財產權，各行為主體尊重契約，政府和市場各自發揮自身的本分功能而不相互跨界。上述三項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既是市場規模得以維持和擴大的條件，也是市場規模擴大最終傳導至經濟增長的條件。由於界定和保護產權、維護契約、保障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無一不是由政府來實施的，所以三項要素中最為關鍵的角色是政府。
(二)
文章認為，總的來看，對外開放的經濟邏輯，基本思路在於闡述開放如何通過擴大市場規模來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市場規模的擴大有五個維度。一是參與交易的人口數量的增多；二是參與者因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而提高了財富創造能力；三是可交易對象範圍的擴大；四是貨幣化程度攀升；五是有效制度安排之覆蓋面的拓展和執行力度的加強。五者相輔相成、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市場規模的擴大。將市場規模的擴大與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相結合，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簡潔的模型，其關鍵變量和邏輯關聯如下：市場規模擴大→潛在的“得自貿易的收益”出現或增大→得到政府恰當保障的財產權和契約權→交易成為可能並可以順利完成→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強→創新和學習帶來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增長。上述邏輯框架有助於我們從理論上深化對中國對外開放的理解。
在此有必要就全球治理作一點補充。全球治理本質上是一套用於規範國家或非國家行動體之間博弈的規則體系，具有強烈的“非中性”特征。當前的國際制度和體系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創建。隨著全球主要國家博弈者之間實力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一些新興經濟體越來越成為解決全球問題的不可或缺者，它們與現行國際制度的利益攸關度亦顯著提高，希望通過全球治理來維護和拓展自身利益的訴求也不斷增強。在此背景下，在平衡好權利和義務關係的同時，本著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實乃大勢所趨。上述邏輯可以說恰當地解釋了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內的實踐。
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對外開放是一個不斷拓展和深化的歷史進程。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既很好地吻合了中國傳統的貿易理論“淮南子—司馬遷定理”，也可以在現代貿易理論和長期增長理論中得到驗證。展望未來，中國仍需要以自身開放來引領和促進世界各國的相互開放、共同開放，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和區域經貿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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