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備競賽部分。從中美經費投入觀察，美軍2019年7160億、2020年規劃7500億國防投資，相較於歐巴馬時期，高出千億的預算，約佔GDP4%。從中國方面來看，2019年為1776億，相較去年增長7.5%，約佔GDP1.5%。從軍費投入來看，顯示美軍的焦慮，對此，卻難以評斷中國是否加入了軍備競賽行列，從造艦速度來看，一年下水船艦約為中等國家艦艇數量，確實也是快速的。
以上四個命題分析，貿易戰已經逐漸接近尾聲，而“一帶一路”發展，也突破了工業國家的抵制；另外兩個命題皆屬地緣戰略的議題，美國仍必須依賴聯盟進行戰略締造。然軍事投資的擴充力度，若從美國軍費佔比4%與中國軍費的1.5%相較，顯然是中國大陸的餘地優勢高於美國，因此，戰略平衡的權力向誰傾斜，如今言之過早，地緣戰略的摩擦，將持續且加劇進行。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因快速發展，形成大國間的恐懼，大國動用各項資源與工具進行阻滯其崛起速度，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中的政經活動，短期間難免受到壓制，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間的“姿態與主張”，相對於美國溫和與誠信，且和平年代經濟發展是主流勢，欲以安全視野的“混和戰略”手段介入經濟發展，實為不易。美國為首的情報單位與華為5G的交鋒顯見乏力，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更何況撼動中國大陸龐大的經濟體，長期而言效果是有限的。
四、美國積極打出台灣牌
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地緣槓桿，莫過於“作為戰略資源與工具的台灣牌”。歐巴馬卸任前簽署了201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首度將“台美軍事交流”列入法條，啟動了“台灣牌”的操作，之後的2018法案強調“軍艦相互停泊對方港口與防禦合作”、2019法案更是直接提出“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維持台灣充分的防衛能力”。在外交事務部門，通過國會運作完成了“台灣旅行法”、“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美國為了能掌握“一中政策”的詮釋權，不但“立法明志”，同時化為行動以示信諾。例如在軍事上售台F16V戰機、神盾系統戰艦、M1A2戰車、協助潛艇製造、完善C4ISR系統等等，以提昇台灣防衛能力；其次，派出伯克級戰艦、B52轟炸機，自由航行與飛航台灣海峽、南海水域等行動。在外交上，成立美台印太戰略諮詢會議、將台灣納入印太戰略體系、維繫南太平洋島國邦交、促使南太平洋島國論壇“平等承認大陸與台灣地位”等。
除此之外，2019年開始，美國政府更是直接介入兩岸關係，如蓬佩澳指出，“美國正利用各種工具來阻止外交孤立台灣”，史迪威（David Stilwell）“反對北京以脅迫方式推動兩岸統一”，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方案，不能反映雙方的意願”。這些動作已經貼近了“主權”的底線，必然會引起中國大陸的反制動作。
五、台灣面臨戰火的衝擊
在未分析台灣困境時，首先必須理解“戰略”隱含著“暴力與詐欺”要素的美化，“戰略”成為一個國家對外關係的中心位置時，“戰略語意”狡黠性質必須關注。殷鑒不遠，中東國家的悲劇，都是驗證“戰略中心主義”最佳的例子。戰略是具有彈性的，力量有變，戰略途徑也隨之改變，台灣沒有樂觀的本錢。
確實，這三年台灣戰略地位是升高了，但卻是在美國“戰略需求托舉”下形成。台灣已經進入美國戰略謀劃圈，既不是搭便車，也不是相互依賴，而是完全戰略依賴。
美國這三年對台政策也確實在活化，但美國仍有底線的思考。例如軍售F16V全新戰機，是實實在在“三代半”空優機，但若比較中國大陸空優機性能與J10C相當，技術水平並無超越中國大陸；美國與台灣成立“印太戰略”的諮詢會議，並無逾矩一中範疇；蓬佩澳所稱維護“台灣國際地位”乃是指南太平洋島國與台灣現存的建交國；“一國兩制”問題，是基於“維持兩岸現狀”的評斷。美國確實介入台海關係，但底線仍是存在，台灣必須認清細微處的政治意義。
2019年3月31日晚國防部發布新聞稿，“共軍兩架殲11型戰機，於上午11時許越過海峽中線，進入海峽西南空域。”這是一個警訊。大陸智庫學者劉國琛表示，“所謂海峽中線是個偽命題。”“美國軍艦今年已經三次通過台灣海峽，大陸方面做出應有的反應，一點兒也不奇怪。”台灣與美國戰略同步，欲乘勢急於謀求“台灣獨立”地位，卻將“衝突戰火”懸在自家門上。
台灣戰略依賴，失去了戰略耐心與定力，也失去了理性判斷。中美衝突，美國目的乃在“抑制中國大陸發展速度維繫美國霸權”，台灣急於獨立心態，美國也樂於視台灣為槓桿，禍及台海。一來可以減輕中國大陸在南太平洋島國經營，突破美國第二、三島鏈的戰略防禦設想的壓力；其次，若衝突升高引發戰火，迫使大陸由經濟發展戰略轉向台海戰爭遂行，放棄了和平發展的背景，兩岸陷於軍事衝突。
台灣的盲動，直接替美國完成了戰略目的，而台灣卻成了殺戮戰場，并未能獲取任何利益，所以，台灣必須拾回戰略自主，轉變“脫中入美”的依賴戰略，“戰略自主”方能掌握台灣實質利益的導向，去除“依賴戰略”，避免戰火攤牌。
六、台灣可選擇的道路
台灣在道路的選擇上，首先，要重視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事實上，“維持兩岸現狀”，所指的便是目前“台海和平”的狀態。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明示“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不把中國認為是外國，如今國安法要修法為敵方。”實陷於兩岸目前狀態是屬於內戰時期，一方面享受著“和平發展的紅利”，同時又要否定“兩岸和平發展的相互關係”，相當矛盾。
在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台灣仍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和平協議制度競爭”、“平衡性的對外關係”等兩組概念。
“和平協議制度競爭”，“和平協議”是將兩岸和平發展關係以協議方式確立，同時在和平協議之中表述“制度競爭”的概念。這條道路趨近於“一國兩制、一中各表的精神”，是建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構建。 勿論稱呼彼此關係為“一國兩府、一國兩治或是一國兩體”，衹在沒有“敵人”的概念下，無障礙地、無歧視地進行兩岸交流及良性的制度性競爭。這條道路，既符合台灣宣稱的民主制度價值，也符合大陸制度自信的態度，同時也可以去除台獨“藉華之殼行獨之實”，區隔“華統與華獨”的差異。
“平衡性的對外關係”，這樣主張或許被聯想為馬英九的和平主義，主張和中(陸)、友日、親美的平衡性外交關係，目的是避免台灣成為“棄子或棋子”的下場與地位。平衡性外交最困難的問題仍是安全議題，由於國軍長期以來，不論在“裝備、技術、思想”上，皆以美軍體系接軌，如何在這項議題維繫“中美台”的平衡性，台灣應該想辦法令美軍放心，保證不涉及美軍軍事機密範疇下，讓美國不再阻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以達到兩岸“去安全化”，避免戰爭，防杜“戰爭代理人”陷阱的出現，讓台灣安全與經濟發展得以兼籌並顧，在真正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展開兩岸的良性競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5月號，總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