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習近平“和平統一論”的創新思維與核心意涵 作者：周天柱（上海），上海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今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所作的極其重要講話，被兩岸學術界定義為“指引新時代大陸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這是習近平主持大陸對台工作近7年來，首次發表的最為完整、最為全面、最為權威的對台政策大綱。在這篇全長4287字的講話中，緊緊圍繞“和平統一目標”、“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前景”、“和平統一基礎”、“和平統一認同”等攸關國家統一的五個主題，精闢闡述新時代的“和平統一論”，被台灣媒體稱之為是“大陸版的國家統一綱領”。大陸輿論界則更進一步認為，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習總書記吹響了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進軍號。
一、新時代“和平統一論”的時代背景
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和平統一論”，其前提是必須深刻瞭解這一理論所處的時代背景，清楚地看到這一理論與新時代的三大時間節點緊密相連。
一是“和平統一論”在中國強起來的新時代產生，具有特殊涵義。放眼全球，古今中外任何強起來的國家的第一要素必須是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國家強盛的根本標誌是國家統一。順應國家統一而誕生的“和平統一論”，將催生全球從未有過的“和平統一”的中國實例，這將大大豐富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國家內部統一的實踐。
二是本文一開始就談到的新中國即將迎來具有重大意義的七十周年華誕。歷經70年持續、勤奮的不懈努力，站在亞洲東方、太平洋西岸的新中國的綜合國力，已達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標杆，而進一步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中國，國力必將更為強盛，這將有利於確保世界和平，有利於提升兩岸同胞的幸福指數。
三是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的烈度、深度、廣度都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之外，給兩岸統一提供了機遇，當然也帶來了挑戰。
一、“和平統一論”的機遇
（一）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鼓舞、激勵著兩岸同胞為國家統一而共同努力。
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齊心努力，並團結台灣同胞，推動台海形勢從緊張對峙，逐步走向緩和改善，進入新世紀後，進而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兩岸關係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一系列突破性進展集中聚焦在兩大指標，一是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雙方經過友好協商，先後簽訂了23項經濟交往協定，促進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二是2015年11月7日，舉世矚目的“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台海兩岸的最高領導人的世紀握手，揭開了兩岸關係的新篇章。
（二）歷經40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大陸的綜合實力與台灣相比佔據絕對戰略主動。
關於這個問題，可用三個資料加以說明：
1、2010年中國大陸GDP的經濟總量第一次超越日本，上升為全球第二；
2、上世紀九十年代中，2000多萬人口的台灣GDP占10億人口的大陸45%。而到了2016年，僅占不到4.5%。這個數字現在還將進一步下降；
3、在目前世界500種重要的工業產品中，中國大陸有220種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
（三）近年來大陸所推出的一系列惠台措施在台灣島內，尤其是在台灣青年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2300萬人的台灣現有近200萬人長年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心甘情願過著“一國一制”的生活。惠台措施最大的威力是瓦解了傳統反共教育下的“恐共意識”。2014年“太陽花學運”所掀起的一波“天然獨”意識已逐漸消退。
（四）隨著港澳的順利回歸，尤其是兩地的社會治理更為穩固，為國家的完全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兩岸統一已成為中國下一階段最為重要、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之一。
（五）隨著中國大陸軍隊的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深入推進，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的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如今的中國大陸已有能力排除美國對中國統一大業的種種干擾、挑釁。
二、“和平統一論”的挑戰
在不失時機緊緊抓住有利“和平統一”的機遇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並及時、妥善回應各種挑戰，而這些挑戰可以歸結為三類：
（一）挑戰之一：誓當“世界霸王”的美國的戰略目標十分明確，盡一切可能全力阻止中國的崛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利用中美貿易摩擦，以關稅力壓中國的外貿發展；以加強所謂“國家安全”為由，煽動西方國家與美國一起圍剿中國高科技的加速拓展。
2、這兩年親台的美國國會勢力先後通過多個“挺台”法案，為島內“台獨”勢力撐腰打氣。“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授權美台軍艦互訪；“201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鼓勵美台雙方進行軍事交流及對台軍售；2018年3月生效的“與台灣交往法”悍然同意美台在任高層，包括最敏感的總統副總統層級可進行互訪；2018年12月生效的“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鼓吹強化對台軍售，落實各項“對台承諾”。
3、美艦美機頻繁穿越、飛越台灣海峽，蓄意升高台海的緊張局勢。僅今年1至3月，美艦穿越台灣海峽就高達3次。這個頻率已創特朗普上台以來新高。美國如此頻繁大秀軍事肌肉，很明顯是為蔡英文當局“反陸抗中”加油打氣。
（二）挑戰之二：島內“極獨”勢力試圖通過“公投”實現“法理台獨”，瘋狂挑釁大陸。“台獨教父”李登輝一手策劃的“極獨”組織“喜樂島聯盟”四處活動，大肆鼓吹修改“公投法”，力圖變更台灣“國號”、領土範疇，煽動舉行首場“主權型台獨公投”——“獨立公投，正名入聯”。
（三）挑戰之三：蔡英文當局加快“去中國化”步伐，以“文化台獨”為“法理台獨”掃清障礙。從2019年起，台灣高中歷史課綱改變以往編年史方式，不再以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呈現，而採用區域式、主體式方法編寫，強行建構“台獨”史觀。
二、“和平統一論”的創新思維與辯證思維
面對錯綜複雜的台海情勢，新時代習近平的“和平統一論”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其支撐理論締造的創新思維與辯證思維，引起了海峽兩岸輿論界與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一、“和平統一論”的創新思維
習近平“和平統一論”的創新思維，其最為突出的由以下四個方面組成：
（一）根據當時的境況與境遇，江澤民時代與胡錦濤時代對台大政方針的立足點，是從處理好兩岸關係去促進兩岸的和平統一；而習近平時代是站在國家必須統一的高度，去思考兩岸關係的必然走勢。這兩者之間的著眼點與著力點不同。
（二）江時代、胡時代將台灣問題定位為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而習時代將解決台灣問題，升高為民族復興所需這一全新大戰略的制高點。
（三）江時代、胡時代對台工作的指導思想從寄希望於堅持一中原則的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再根據島內情勢變化，轉而變為一個寄希望，即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習時代的指導思想是寄希望於台灣民眾，更寄希望於大陸自身發展。這從2015年3月4日，習近平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民革、台盟、台聯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所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可找到佐證。習近平強調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
（四）江時代、胡時代十分看重島內政經情勢的發展變化，相當多的對台政策隨台海情勢的變化而變化；習時代大陸主導兩岸的統一更加積極主動，強調深入島內，惠及全民，以我為主，不受島內政治體制的限制，不以“大選”結果為考量依據，按既定部署與步驟，扎扎實實做好各項工作。
二、“和平統一論”的辯證思維
談及“和平統一論”的辯證思維，主要是指統一與復興這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從以下三個方面予以闡述：
（一）統一是手段、方式、進程，是期望值；相對而言，復興則是目標、歸宿，是總方向。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前者為後者服務，故服從於後者；後者激勵著前者，主導於前者。
（二）國家統一的目的是民族復興、中華振興。沒有中國統一，哪會有民族偉大復興。
（三）民族復興凝聚著極大精神力量，可為中國統一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失去了民族復興之魂，統一就缺少必不可少的前進驅動力。
必須不失時機地正確、妥善處理好國家統一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辯證關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政治頂層設計，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世代期盼的歷史偉業。進一步論及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之間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必然要求和結果，而民族復興的進程又為國家統一創造和積纍著必要條件和能量。這種戰略新格局的形成、鞏固、完善，長期堅持並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強化，將會有利於支撐國家的完全統一的實現。這正如習近平所論述的，“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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