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中國經濟的內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何以發揮好逆周期調節的作用？如何協調推進政策以應對經濟結構轉型下的重重挑戰？為此，由莫幹山研究院主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支持，蘇州銀行協辦的“2019 春季莫幹山會議”於4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以“財政金融政策：趨勢、挑戰和選擇”為主題，眾多業界知名學者與專家齊聚一堂，共探財政金融政策發展。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如是資本創始合夥人管清友受邀出席並發表演講。
其實我是帶著很多困惑來的，整個2018年對大家觸動比較大的有兩件大事：一件是民營企業的狀態，不光是心理狀態，投資行為也發生非常大的變化，可以說在情緒面降到冰點。第二件是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前對於中美之間關係的變化有一些誤判，我們確實缺乏心理準備、方案準備、政策準備。雖然現在談得還不錯，我也特別想提一點，就是對於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改革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我們要充分估計，中美“貿易戰”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也要充分估計，比如說涉及到國有企業的問題，美方的要求和中方的立場肯定會，我自己理解應該是截然相反，所以這個事情實際上沒有過去。
2018年我自己很困惑，為什麼我們改革開放40年整的這麼一個年份，我們還會發生一些實際上對國家走向、對經濟前景、對於外部環境的一些猶豫和遲疑，甚至是仿徨。
我在市場工作多年，主要是分析短期數據、問題，但是今天我特別想從一個歷史的角度和大家一塊看一看。
從歷史上來看，實際上我們比老祖宗差得還遠，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的話，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占比最高的是嘉慶25年，就是1820年，占到40%，現在計算我們大概占到27%左右，按照匯率計算占比不到16%。應該說體量確實大了，同時在這20年時間，我們不斷地超越很多大的經濟體，這個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現在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從占比上來看的話，按照匯率計算的話，我們大概占15.16%的水平，美國占24%的水平。也就是說如果說按照現行的思維去考量的話，我們在總量上超過美國是一個定論，儘管我們從購買力評價計算，2014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了。
按照現在增速計算，在2029年到2030年，我們經濟總量按照匯率計算的話會超過美國。這是我們所處的一個歷史坐標。我們現在確實也面臨著一個比較膠著或者比較困難的一個選擇，不僅僅是一個短期問題，我個人覺得無論是杠杆問題也好，赤字問題也好，債務問題也好，對我們來講現在其實技術層面反倒是好解決，我們比較難以解決的是在於實際上是150年以來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國情極其複雜，規模極其龐大的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或者進一步現代化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具體數據。從經濟增長這個角度來講，我想這也是一個共識，新常態也提出來了，三期叠加我們最開始也提出過。在經濟下行過程當中，如何實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三中全會提出治理體系現代化裡面我們後續沒有看到對治理體系現代化精准的定義，或者時間表、路線圖，比如說我們今天討論的具體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宏觀管理方式的問題，涉及到金融監管的方式的問題，這些方式我們在實際工作當中遇到比較大的挑戰，一方面我們要適應所謂轉型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要發現可用的工具基本上還是滯留在老的套路。
所以我就在想，長期來看，如果從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角度來講的話，我們可能要避免兩種極端的情境：一種極端的情境是外部衝擊，這種外部衝擊實際上在晚清民國時期發生過，晚清時期中日之間發生了戰爭，也就是民國時期1921到1937年。民國的黃金十年因為日本全面侵華戛然而止，現在我們對於外部的衝擊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儘管現在是一個核大國，我們說核恐怖平衡時代，但是外部衝擊的力量我們不能小視。典型的像俄羅斯，或者說前蘇聯時期的教訓，還有近期的就是土耳其，因為美土關係的惡化，導致它在內部經濟出現問題，本幣持續貶值，資產出現泡沫，很可能會導致幾十年土耳其改革的成果毀於一旦，所以外部的衝擊我覺得不能小視。
另一種極端的情境是從國內的角度來講，我們要避免幾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的，宏觀政策上失誤。第一個是日本宏觀政策的失誤，這個從我們統計上看的話，日本在最近30年確實經歷了比較大的波折，從人均GDP增長的情況來看，日韓比較明顯，日本的人均GDP增長在80年代末期以後幾近停滯。而韓國在90年代末期，就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人均GDP還在保持較高增長。也就是說日本國內學界其實對日本的教訓討論也比較多，也比較詳細研究，日本最後的問題是《廣場協議》以後日本宏觀政策上失誤。後來我們自己總結，日本比較大的失誤，用中國的話說就是穩增長和調結構上的選擇上出現比較大的問題，過度強調了內部的增長，忽視了長期的結構改革，而結構改革實際上是比較痛苦的，我們其實一直在說結構改革，結構改革包含哪些選項，我覺得討論也還不夠細致，沒有太說清楚。
韓國的經驗，我覺得至少值得我們借鑒的，至少從人均GDP水平角度來看，它在90年代末期痛苦的結構改革以後，包括大宇這種企業破產，人均GDP還是保持較強勁的增長，這是我們應該總結或者學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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