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1日電／在中國的市場，無論是股債、商品或外匯，都不能低估政策的影響效力，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商品價格影響以及2018年的去杠杆政策對股債的影響。在中國做投資研究需要從三個維度來理解政策：一是理解當前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和背景，一般而言是政府對經濟的看法和預期決定了政策的出台；二是分析政策對經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會不會產生政府預期之外的效果，以及政府會如何應對；三是市場會如何看待政策效果，這種預期最後會體現為市場參與主體的博弈結果，即市場的價格變化。
經濟參考報發表中國光大銀行資管部首席分析師滕飛文章表示，目前影響市場最重要的三個政策是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和財政政策。基於貨幣政策“寬信用”的持續以及可以預期的效果、去杠杆的成效和監管政策的邊際弱化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企業和消費的有利影響，可以預計，今年經濟增長大概率能夠企穩，這也將給各個市場帶來不同的影響。對於債市而言，在目前較低的利率水平上，下行空間已經很有限，需要警惕寬信用+通脹預期引發市場調整的風險。對於股市而言，如果寬信用政策見效，經濟企穩，企業盈利改善，則基本面的復甦將對股市形成有力支持，今年股市可能是去年的債市，迎來反彈上漲的一年。
貨幣政策“寬信用”效果顯現
文章稱，貨幣政策主要是指傳統的央行控制流動性“閘門”，通過調節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調節銀行的流動性，從而影響整個市場的資金面水平。在貨幣政策之外，央行還通過信用政策對經濟施加影響，如實施寬信用或緊信用政策。央行主要通過宏觀審慎政策影響銀行的放貸意願和能力從而調節銀行向實體企業的信貸投放量。實際上信用政策能夠直接影響實體經濟，如果央行僅僅“放水”到銀行間市場，但無法通過信用政策傳導到實體企業的融資，則對實體經濟也於事無補。這就是說，無論貨幣政策多麼寬鬆，最後必須要依賴於商業銀行體系“寬信用”的傳導。
當前貨幣政策就處於寬貨幣向寬信用的傳導階段。央行可以控制流動性“閘門”，但無法直接影響信貸增量，後者必須通過疏導信用傳導機制來實現。近期中國銀行發行了永續債作為補充其他一級資本的新融資工具，同時各家銀行都在通過二級資本債、優先股、可轉債等渠道補充資本，監管為銀行大開綠色通道，顯示出監管已經充分考慮到銀行投放信貸面臨的資本補充壓力，助其提前做好資本儲備。而資本補充、宏觀審慎評估考核都屬於央行目前“雙支柱”管理之一的宏觀審慎監管範疇，這也意味著央行對信貸的管理實際上已納入宏觀審慎政策內。2018年年末中國貸款增速為13.5%，比2017年高出0.8個百分點，也比2018年6月末增速高出0.8個百分點，顯示出信貸的增速已經在2018年下半年企穩回升，表內寬信用效果實際已經體現。
監管政策邊際弱化
文章分析，自2017年以來，監管政策成為影響中國融資體系的重要變量。表外監管政策的趨嚴，使得表外融資大幅收縮，2018年企業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融資的規模都為負增長，意味著企業不得不消耗資金償還這部分債務，最終體現為存款的增量大幅低於貸款的增量。因此，表外的去杠杆使得企業現金流出現緊張，M1增速也在2019年1月降為0.4%，M2增速也保持在8%附近，低於名義GDP的增速。進入2019年以來，嚴監管的態勢沒有改變，但是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官方多次表態去杠杆初見成效，中國進入穩杠杆階段。這意味著去杠杆的政策力度可能會有所緩和，會更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二是嚴監管政策的邊際效力在減弱，政策在第一年影響力最大，因為不符合監管要求的表外存量最先被壓縮、清理，但是進入第二年可以壓縮的存量將下降，即基數減小。三是從1-2月份的表外社融數據看，委托貸款降幅小於去年，信托貸款甚至轉為正增長。因此，從當前的政策態度和市場數據看，不必對今年表外的社融情況過分悲觀，即使表外社融下降，也會顯著好於去年的收縮程度。
積極財政政策更為全面
文章指出，今年的財政政策是非常積極的一年，而且不同於以往一提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擴大基建投資的基調，今年積極財政政策更多強調的是減稅降費，這將實實在在降低企業的負擔，改善企業現金流，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增值稅率從16%降至13%、10%降至9%，社保企業繳納部分從20%下調至16%，而個稅自去年10月後大幅下調，這將顯著降低企業、消費者和工薪階層的負擔，增加個人消費能力和企業盈利能力。1月份工業企業盈利增速已經調入負區間，寬信用政策的持續發力加上減稅降費政策，將有助於企業盈利能力復甦。同時，政府也適當提高赤字率0.2個百分點，提高了專項債發行額度到2.15萬億，財政支出方面仍然是較去年有所擴張的，因此今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是全面的，從財政支出到減稅降費，但是減稅降費的效果或將更加直接、長效，通過“放水養魚”激發企業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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