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就說到第四點預測，美國經濟在今年下半年將出現問題，并會一直持續到2020年，很大可能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12年之後，美國再度爆發一場金融危機。①原因由近而及遠、由淺而入深來看。第一，特朗普的減稅、去監管等刺激經濟的政策已達到邊際效應，效果開始快速遞減；相反，美國政府舉債增加而帶來的財政赤字增加，將給美國政府帶來極大風險。第二，特朗普向全世界尤其是向中國挑起的貿易戰的負面效應開始在下半年顯現。
上述兩方面是特朗普上台後出現的，較之更為深層次的是第三點，拉長十年往前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采用量化寬鬆政策，十年來美國股市達到歷史峰值，但這一峰值是金融資本無節制地過度擴張的結果，因而造成不可持續的巨大泡沫性。美國的跨國資本全球逐利的本性，使得它要逃避這一風險，而在逃頂之前，它還會一定程度拉高、維持美國的股市從而掩護其分階段性的出逃。這一進程從去年10月，甚至更早就已經悄然開始，今年下半年到年底，將是其出逃的最後時機，時機也是在中美貿易戰休戰之後。
第四點則是比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10年又更長的時段，美國債務高企，由二戰後的最大債權國變為最大債務國，與此并行的是美國的極低儲蓄率。而在整個經濟結構上，美國靠的是龐大的金融業與高科技。就高科技而言，美國衹有科技，卻沒有科技製造業，製造業空心化問題嚴重。這對於工業大國而言是不正常的，走向這條歧路，出現問題是遲早的，是必然的。
最後一點，作為美國經濟危機表徵的金融危機帶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這與資本主義下的人性偏執、扭曲有關：資本之為資本，尤其是跨國資本具有天生的逐利性，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資本的利益最大化。美國的跨國金融資本無限制的過度擴張，不可避免地帶來最大的風險與不可持續的泡沫化，最後泡沫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刺破，從而爆發危機。大火燒毀大片森林之後再重新長出樹木來，由此再開始新的一輪的經濟的復蘇，周而復始，這正是馬克思《資本論》的洞見所在，今天美國的情形不過是資本與數字化新技術相結合，是《資本論》在21世紀的升級版。在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脈絡下，再來看美聯儲的加息，其實是不得已的，它并非故意要與特朗普為難，而是因為之前美元超發太多，如果美元不能回流，美元的基礎就會垮掉。所以之前的超發與現在的加息是一個邏輯，之前的量化寬鬆政策到去年的緊縮政策是一個邏輯，美聯儲正是想選擇在美國經濟大盤還相對健康的時候來做，而這又造成美國股市的下行，這是難以克服的兩難，也是資本主義的兩難所在。
面對2020年美國可能出現的金融危機，中國怎麼辦？置身於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經濟自然也會受到波及而不能獨善其身，但是否還像12年前一樣繼續幫美國一把呢？當年美國財長保爾森專門到中國來請求中國購買美國國債、兩房債，中國答應了，帶頭大量增持美國國債，而美國的通用、蘋果等公司都是有賴於中國的巨大市場才得以獲救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股市連著10年的繁榮，美國會記得當年中國的善意幫助嗎？會感恩嗎？感恩節是幾乎消滅了印第安人之後才有的，如果印地安人像今天中國一樣沒有被打趴下，美國還會感恩嗎？
如果美國2020年再度發生金融危機，那時也衹有中國能幫得上美國的忙，中國人有的相信說，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助，中國還是要幫助的。這是正確的選項、唯一的選項嗎？還是說要有另外的選擇、另外的戰略想象？對於要幫美國的選項的回答是：“錯了”。我們先來看美國當年是如何對付英國的，二戰後當英國需要美國援手時，美國心狠，落井下石，取代了英國在全世界曾經的地位。這十足暴露出帝國的邏輯，尤其是軍事帝國與商業帝國互為表裡、互為支撑而合成一體的帝國是極為殘忍的。中國對此殘忍、獨占本性要有深刻認識，中國永遠沒有成為美國式的帝國的企圖，今天美國幹的所有事，尤其是在這場美國對於中國發動的無所不用其極的貿易戰，讓中國人牢牢記住一件事：“絕對不要相信對手”，美國不是朋友，幫不幫美國，絕不是心好、心不好的問題，而是中國如幫了美國，美國瞭解自己的問題後，反轉過來會對中國反戈一擊。前車之鑒不可忘。
正如魯迅當年清醒認識到“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國在處理是否幫助美國的問題上可不能有半點的政治浪漫主義而喪失政治的本能。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邏輯，在中國深厚悠長的歷史裡是經過檢驗的至理，但不是對所有的國家都是通用的，尤其是對於沒有歷史的年輕的商業帝國，此路不通。中國人如果不能深刻意識到這點，就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冤枉的學費。
當然中國對於美國的金融危機，不會像美國對付二戰後的英國一樣落井下石，中國不能獨善其身，還是可能再一次帶頭救助美國，但這一次卻要記住，救助不能再是單方面的、無前提的，而必須是有選擇性的，需要設置一些合理的前提條件。這當然也完全不同於當歐洲一些國家發生債務危機而求助美國時，美國向這些國家提出苛刻的條件，壓根不是想著對方，而完全想的是自己的資本利益最大化。中國人的善良本性不會變，衹是“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情況不可能再重演了。
二、中美關係的“變革”：美對華的兩面性以及中國相對的被動性
對中美貿易戰的短暫結果作完研判後，接下來對中長期的中美關係作研判。從美國向中國發動史無前例的貿易戰開始，中美關係就發生了大變革，再也回不到從前。一方面是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二，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這引起了美國的恐懼，至於2015年的“中國製造2025”，原本不過是國家發改委這一政府部門牽頭做的計劃，就像德國政府做的“德國2020高技術戰略”以及其中的工業4.0，也像美國軍方做的各種計劃一樣，但卻引起美國的恐懼，草木皆兵。
更重要的還不止是簡單的實力靜態對比，而是將短期與長期結合來看，看大趨勢，看動態的陰陽消長的大勢：中國處於上升、美國處於下降之趨勢，這就是《周易》復卦“一陽來復”、姤卦“一陰來姤”在性質上的根本性區別。姤卦的六爻中，雖然其中有五個爻都是陽爻，表面看來力量還非常強盛，但因為是最下一爻生出陰爻，長久則見衰微之大趨勢，所謂風起於青萍之末。中國文明看重的不在目前之力量強弱，而是看究竟是屬陽長還是陰消的兩大分野之大勢，所謂大勢已去則不可挽回，但在過程中還是有鬥爭的曲折性與長期性。復卦一陽來復、不斷壯大而取代姤卦，也不是自然達到的過程，而離不開巨大的主觀能動性，尤其是不能犯錯，更不能犯大錯。兩國之間的競爭往往還要比雙方誰犯的錯少，就像比賽，失誤難以避免，可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儘量減少無謂失誤而帶來的失分，尤其要避免重大失誤而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作為美國一流戰略家的基辛格看到了中美消長的大勢，他認為特朗普可能無意中終結一個時代，他以猶太人特有的超然、客觀的冷靜判斷而預言美國無法遏制中國。當特朗普意外終結了一個時代之後，當歐洲不再依賴美國時，中國將恢復其歷史地位，成為全人類的的導師，歐洲將受中國的擺布。歐洲與美國必須聯合起來對抗中國。大家未必讀懂了基辛格的話，這一戰略預言其實是對於中國的最大誇獎，是美國當世最出色的戰略家對於中國未來地位的一流判斷。基辛格提出那一天到來時，依其均衡理論，美國需要聯合同為基督教文明的歐洲來對抗中國，這可謂是作為美國一流戰略家的新隆中對，所謂身處不同國家而各為其主、各謀其政，所以這根本不是說基辛格是否還是中國的老朋友的問題。國際關係中說“老朋友”，本身或許就是一個假問題，中國從來都是被基辛格放在美國國家利益裡來考慮的。當年中美建交，不是說基辛格對中國友好的問題，而完全是出於其均衡理論，捕捉稍縱即逝的時機，以中國為杠杆，將蘇聯這個以為強大到不可能推倒的敵人推倒，從而結束冷戰。為此，作為昨天的敵人的中國可以變成朋友；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當形勢有一天發生轉變，朋友也就毫不猶豫變成敵人。在這個意義上基辛格從來沒有變，變的是中國，居然緊緊抓住機遇不放，短短四十多年就有超越美國之勢。基辛格提前看到幾十年後的世界，西方的戰略思維能看到幾十年，以中國歷史文明為支撑的戰略思維著眼更長，至少百年。
中美關係發生變革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十九大的召開與修憲增加了中國的制度穩定性，打破了美國一直以來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變革”可謂是定位未來中美關係的關鍵詞，雙方再也回不到從前。於是我們看到變革中最顯著的就是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從過去幾十年的接觸加遏制，幻想和平演變，轉向全面遏制，而且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遏制。原來的經貿合作自然也不像從前，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事情的另一方面，中美關係又不會走向以往美、蘇之間的冷戰關係，還會在經貿上維持很大程度上的合作關係。經貿合作作為壓艙石的作用雖然大大減弱，但卻依然尚存，衹是會由以往的九分合作，變成五六分合作，這就是未來10年、20年中美關係的變革以及中美關係的兩面性所在，并具有長期性。所以我們要看到中美關係變革本身所包含的兩面性，以下就這兩面性做具體的分析。
1、美國對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遏制：意願與能力之間的落差
全面遏制中國是美國政經精英、美國戰略界的共識，其顯性的體現是美國兩黨在遏制中國上的高度共識。
兩黨之外遏制中國最為活躍的，還有整合著政經的美國智庫。千萬不要低估美國智庫界的長久積纍，雖然黨派輪替帶來美國政策的連貫性不够，但智庫旋轉門的機制，使得美國政治中智庫較之政黨選舉更有連續性之處。不要低估美國智庫界所具有的政治的本能，背後還有更深層的經濟的本能，對美國智庫不能有半點的政治浪漫主義。
更為隱性的遏制中國者，是超越兩黨之上實質掌握整個美國的經濟精英集團，包括美國的軍工、鋼鐵等一些傳統企業。藏在兩黨背後的鋼鐵、石油、軍工等老的經濟精英集團具有老辣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經驗，并已形成雖不長但也有百年的傳統，美國的經濟世家與政治世家結成一體。美國歷史衹有幾百年，一方面它是沒有歷史的大國，但另一方面，其經濟政治精英卻有百年的傳統。
台面上遏制中國的萊特希澤、納瓦羅、博爾頓，以及曾經在台面上現在活躍在歐洲的謀士班農，認為有機會打垮中國就要全力一擊來徹底擊垮中國。他們雖然服從於特朗普的角色分工，但內心卻是希望中美貿易談判破局，希望中美全面脫鈎。
不要以為中美經貿的相互依存度高就不會脫鈎，這還是不理解萊特希澤、班農等所執持的政治之為政治是區分敵我的觀念，更不理解貿易與戰爭在西方文明中所具有的一體兩面性。對於西方，尤其西方商業帝國來說，戰爭與貿易不必是對立的，當自己占據經貿優勢時是推廣全球貿易，而當自己經貿不行時就用戰爭來改變，鴉片戰爭就是如此。西方歷史上海盜與貿易就是在一起的，像海上大大小小武裝的商船，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度武裝。戰爭與貿易就像森林大火與之後還會再長出的新的森林，對西方的商業帝國要有深刻的理解。
美國在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同時，也以輿論戰、意識形態戰加以配合，無所不用其極地對於中國體制加以攻擊、污衊、造謠，并通過網絡自媒體等更直接地影響中國內部，試圖讓中國內部自我否定自己的體制。
美國還在台灣、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南海等各個方向四處對中國搞種種小動作，以擾亂中國，讓中國分心勞神。特朗普上台後從出台鼓勵美、台官方交往的《台灣旅行法》到對台軍售，小動作一連串，甚至想邀請蔡英文高規格正式訪美，衹是因為韓國瑜的勝選打亂了美國原來的安排。美國在與中國進行貿易談判時，談照談，但動手腳絲毫不耽誤。這既是要價，也是試水，如果中國沒有反制就想做成事實，真是虛虛實實，充滿凶險，這也將是一種新常態。
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美國不會樂見其成，要做好它明裡暗裡的破壞的最壞準備，諸如利用NGO，影響沿綫一些國家的選舉，甚至製造各種混亂（正是美國的強項），讓中國的投資面臨風險，實在是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商業帝國的各種手段千萬不要低估，對於一帶一路的難度不要低估。一帶一路的大方向是對的，而且中國也會量入為出，投資也會變得更精細化。美國也開始想在非洲與中國爭奪，如計劃往非洲投資600億美元。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自己出頭。南海沒有了菲律賓作為苦主，越南權衡之下也不願被當槍使，美國衹好主要由自己出頭，時不時地派軍艦出現在南海，但還想拉著英國等國家。又出台印太戰略，拉攏印度對抗中國，但印度衹是想圖利，實質是虛以委蛇。西方文明素有軍事結盟的傳統，我們看到美國組織的五眼聯盟對於華為合謀圍剿。構成五眼聯盟的美國與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都是英語國家，美國與英國尤其有特殊的關係。五眼聯盟加上歐陸的北約是美國的盟國體系的核心。由於法國從戴高樂開始的相對獨立性，德國則是二戰的戰敗國，所以美國對於北約的法國、德國兩國并不放心，棱鏡計劃就有專門針對它們，他們作為盟國與美國也存在矛盾。在美國對歐洲發動的貿易戰中，由於美國控制著歐洲的國防，所以歐洲不得不屈服。對於美國的盟友體系既不要小覷，也不用驚慌，但也不要心存可以拆散他們之間聯盟關係的幻想。歐洲總體上不太會強出頭，一方面是因為對美國有不滿，與美國存在競爭，另一方面也是想坐山觀虎鬥。
至於美國在東亞的盟國日、韓，一方面因為美國的駐軍而受制於美國，內心有不滿，但也止限於不滿，短期也不要指望他們與美國盟國關係的破裂、瓦解。美國威脅他們要增加保護費，他們在經濟上需要中國的大市場，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會增進，但基於他們軍事與政治上受制於美國的軟肋，又因此天生具有搖擺、反復性。日本尤其如此，“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對於他們，也不是一味地爭取與合作，當他們站在美國一邊與中國對抗時，又要通過鬥爭來改變他們。
中國文明原有的朝貢體系，是消極式，不是西方的積極式，中國以後還是會保持這樣的消極性。朝貢體系異於西方的軍事結盟體系，軍事盟國體系也不是中國所擅長的，中國未來也不會走向這種體系，中國還將持守不結盟的原則。中國與俄羅斯、朝鮮兩國的緊密關係將變得更為牢固，這既有地緣政治，也更有現代史與文明史的因素。伊朗在地緣政治上受到美國的孤立而需要得到中國的支持，身處歐亞大陸之間的土耳其作為歐盟一員，又與美國有矛盾，但它是想在美歐與俄羅斯、中國之間得利，它有反復無常的一面，所以并不足以深信。
中國自己在經濟上發展起來以後，會領著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發展，雖然中國這些窮兄弟與美國的一幫富兄弟比較起來，實力的強弱對比明顯，但實質上是對於美國軍事結盟體系的一種平衡，中國也會清醒意識到中國的朋友與美國軍事盟國體系之間的相對弱勢，中國也絕不是拉一幫兄弟來對付另一個幫派，而是出於道義，得道則多助。
中國清醒地看到美國之前為了擊垮前蘇聯而作的長時間的精心謀劃，還有八九十年代對於美國的競爭者日本的打擊，現在輪到了中國，中國不會有幻想。但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中國在受到美國的全面遏制下，不會成為下一個蘇聯、下一個日本。中國對於美國的遏制不會有畏懼，當年國力如此懸殊的時候，中國都敢與美國一戰，何況今日。
所以美國對於中國的全面遏制，在意願與能力之間存在巨大落差。面對美國的遏制，中國有能力做出反制。中國的反制讓美國的圖謀無法得逞，中國的反制同時也會對於美國內部造成壓力。并形成對於美國遏制中國因素的部分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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