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日電／上周末，中美經貿談判在經歷了90天，前後七輪的反覆磋商後，終於取得突破性進展。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會談”，並推遲了原計劃在3月1日上調中國出口美國商品關稅的計劃。中美雙方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以及匯率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其中，關於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等結構性改革方案在此前談判中屢有提及，而就匯率方面達成一致看法的表述較為新穎，讓不少市場人士心生疑竇，甚至不乏有批評人士認為，在外部壓力之下，承諾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其實是“新廣場協議”，類似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美貿易戰背景下的促使日元升值。
然而，在筆者看來，中美貿易協定遠非“廣場協議”。中美貿易談判能突破重重阻礙，避免貿易衝突加劇，以及防止中美兩國進一步走向更大的衝突對立，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實屬不易。就目前談判成果來看，中美雙方均有妥協，都在尋找一個可以“雙贏”的中間地帶。美國並未得到其談判清單上的全部要求，中國承諾的加快改革客觀上也符合十九大上提出的“加快推進各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的政策方向。另外，考慮到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已與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別，第二個廣場協議之說實屬無稽之談。
以貶值促出口並非中國的選項
在此次中美協定中，美國要求中國不可人為壓低操縱匯率，促進出口。筆者認為，此條款頗有多此一舉的味道。實際上，以貶值促出口未必可行，也並非中國的政策選項，維持匯率相對穩定是穩金融的要求，也是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的政策目標之一。
從基本面來看，當前人民幣並不存在貶值基礎。儘管2018年人民幣一度面臨貶值壓力，但年底以來，人民幣已經呈現升值態勢，政策支持下的經濟築底、外部風險的逐步緩釋，支持今年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
此外，貶值是否一定能夠提振出口？根據歷史數據來看，筆者發現，匯率貶值和出口增加並非一一對應的關係，主動貶值不一定會導致出口的增加，而與有效實際匯率更相關。
例如，2005年7月-2008年7月的三年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8.28升值至6.8，升值幅度超過16%，但這期間中國對外出口強勁，中國出口一直保持非常高的增速，平均出口增速超過20%，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平均增速達到29.1%。相反，2008年8月至2010年6月匯改重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在6.83水平，但大部分商品的出口增速卻由於進口國的經濟衰退而大幅下滑，這表明人民幣匯率和出口不具有一一對應的相關性。
其實，出口量的增減與進口國的經濟形勢及實際有效匯率關聯似乎更為密切。從2005年1月到2019年1月，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從83上升至123，實際升值接近50%。而在此同期中國出口的增速從月均超過30%降至10%左右，兩者此消彼長的關係非常明顯。
更進一步，我們也要看到，一國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以及全球產業分工、基礎設施的便利度等對出口影響更大。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從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一躍成為世界工廠，全球第一大出口國，是與種種經濟改革、人口紅利，技術進步分不開的，並非單獨匯率因素可以解釋的範疇。
中日情況不同，遠非“新廣場協議”
雖然不少分析願意將中美貿易戰與美日貿易戰進行對比，但在筆者看來，當下中國同1985年的日本在所處的經濟環境、發展階段以及與美國市場對比等方面情況明顯不同，中美談判又有日美談判的前車之鑒，中美談判不會重蹈日美貿易戰覆轍，中美貿易協議也遠非“第二次廣場協定”。
第一，中日市場規模對美影響不同。中國經濟體量巨大，2018年GDP相當於美國的70%，購買力平價GDP已經超過美國。而日美貿易戰時，日本的GDP僅相當於美國的40%。同時，中國增長動力已經由出口轉向消費，十年前，中國零售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2018年中美零售市場規模相當，今年中國甚至有望超過美國市場；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零售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對進口消化能力相對較弱，使得日本市場對美國的牽制較小。
第二，中日對待貿易戰的政策選擇不同。廣場協定是日本通過日元升值，限制出口規模，而中國是主動開放市場，有計劃地擴大自美進口。廣場協定後十年，美元兌日元從1：240三年內跌至1：12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採取了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引爆了後來泡沫經濟破滅。而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維持匯率穩定，盡力避免通過匯率波動來調整貿易。
第三，開放市場、深化改革、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是當下中國經濟的客觀需求。十九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近期支持民營企業、金融市場開放的政策密集落地，特別是12月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新一輪改革力度有望超出預期，重點體現在深化國資國企、財稅金融、土地、市場准入、社會管理等領域，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等諸多方面。同時，雖然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但政策支持力度已經加大，第二個廣場協定的說法太過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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