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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研究既要有全局性的、歷史性的視野,也要有細緻入微的人文關懷。 |
中評社╱題:以問題為導向的台灣研究 作者:張文生(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涉台研究機構“注重以問題為導向加強研究”,是對於涉台研究機構與涉台研究學者的重要提醒和要求,反映了涉台研究的特點、任務與目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台灣研究”是涉台研究機構與涉台研究學者應當始終遵循的原則與指標,這也是新時期台灣研究服務於祖國統一大業的必然要求。
201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蒞臨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調研的過程中指出:涉台研究機構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注重以問題為導向加強研究,培養更多涉台工作人才,積極開展兩岸學術交流,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和智慧。這是對涉台研究機構和學者的重要提示和要求,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深入貫徹執行,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一、以問題為導向是台灣研究的特點所決定的
台灣研究與台灣問題的產生密切相關,沒有台灣問題就沒有這麼熱門的台灣研究。台灣問題發展到今天,其核心問題就是統獨問題,可以說,解決了統獨問題,也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台灣問題。當然,台灣問題的產生、發展、乃至最終解決,牽涉到歷史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這也使得台灣研究成為多學科的綜合性的問題研究,需要方方面面,各領域、各學科、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1、台灣研究既是學術研究,更是政治性的現實研究
有些學者強調台灣研究的學術價值、理論意義,比如強調從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研究具有普遍性的發展經驗;有些學者強調西學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應用,其中看法雖然不無道理,但是應當指出,台灣問題產生於現實政治,台灣研究也是需要服務於現實政治的。有的研究偏重學術,有的研究偏重現實,都是有必要的,但是無論是偏重學術的基礎研究,還是偏重動態的現實研究,都應當是服務於國家統一需要的研究。沒有現實政治的需要就沒有台灣研究機構的設立,也沒有台灣研究學科的建設。因此,台灣研究首先應當服務於現實政治,應當關注現實問題,應當加強對台灣問題現實的調查研究。衹有充分瞭解、關注、分析、研究台灣的現實問題,才能理解台灣的社會現實,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為推進祖國統一進程提出具有價值的對策建議。
2、台灣研究既是政治問題研究,也是多學科的綜合性問題研究
台灣研究服務於現實政治,但並不是說台灣研究僅僅局限於現實政治的研究。台灣研究是多學科的問題研究,涉及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法學、教育學、宗教學等多學科的領域。我們要瞭解、研究台灣的現實問題,就要研究台灣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台灣政治、台灣經濟、台灣歷史、台灣文學是不可缺少的,同樣,台灣法律、台灣教育、台灣社會、台灣宗教、台灣少數民族問題也是不能不研究的。比如不瞭解台灣特殊的歷史,就無法理解台灣社會至今存在的獨特的心態。再比如,台灣社會的政治多元化已經滲透進各行各業、各階級階層中,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觀點已無法完全解釋台灣社會的統獨分化問題。我們既要用傳統的各學科的理論來分析研究台灣問題,也要有創新的理論和觀點來分析台灣的特殊性。
3、台灣研究既是中國的區域性問題研究,也是帶有全局性的甚至是國際性的問題研究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台灣研究是中國的區域性問題的研究。但是台灣問題的產生與存在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國共內戰遺留的問題,也有深刻的國際背景與國際因素的介入。因此,台灣問題是影響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帶有全局性的問題,甚至是亞太地區主要大國相互角力的國際性的問題。要把台灣問題放在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全局中進行分析,也要把台灣問題放在亞太政治的國際格局中進行分析。
二、服務於國家統一是台灣研究的主要任務
台灣研究服務於國家統一,是台灣問題的現實所決定的。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本世紀必須完成的三大歷史任務之一。因此,台灣研究必須關注統獨問題,統獨問題也成為台灣研究的核心問題和焦點問題。統獨也往往成為大陸學者、大陸媒體、大陸輿論看待和判斷台灣政黨、政治勢力、政治人物、內外政策的主要標準。雖然有時與一些台灣民眾看待台灣社會各項事物的標準不同,但是大陸台灣研究的傾向無可厚非,這與台灣研究服務於國家統一的主要任務的宗旨是相符的。
當然,國家統一必須與國家發展相輔相成。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在統一問題上,祖國大陸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但是,兩岸統一歸根到底取決於祖國大陸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發展。因此,2015年3月,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革台盟台聯委員時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我們要保持自身發展勢頭,同時採取正確政策措施做好台灣工作。”國家統一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在歷史上經過了三個階段。1949年到1978年,我們把實現國家統一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忽視了國家發展的重要性,結果是發展和統一都沒有做好。1979年到2018年,我們把國家發展放在了首要的位置,確保了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2019年以後,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以後,我們有條件把國家統一與國家發展放在同等的位置,在國家發展的進程中推進國家統一的進程,在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實現中國的歷史性的統一。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構想,中國夢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中國夢既是國家、民族的夢,也是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每個中華兒女的夢,同我們每個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緊密相連”。2014年2月18日,習近平會見連戰一行,發表了題為“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講話,指出:“中國夢與台灣的前途是息息相關的”,並提出:“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2018年7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連戰一行時再次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之不懈奮鬥的共同事業。民族復興道路上,台灣同胞不應該缺席,也一定不會缺席。兩岸同胞要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三、台灣研究要有全局的、歷史的、人文的視野與關懷
台灣研究既要有宏觀的戰略性的研究,也要有微觀的草根性的研究。既要關注影響兩岸關係的戰略性問題,如美國印太戰略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也要關注影響兩岸關係的草根性問題,如台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工作、生活的同等待遇問題。
比如說同等待遇問題,實質上是台灣居民在大陸的身份問題。當然,這個問題與兩岸關係的特殊現實是直接相關的。第一,台灣同胞本質上也是中國人,應當具有作為中國人的政治身份和居民待遇,沒有中國人的政治身份和居民待遇也就難以形成正常的中國人的政治認同。第二,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台灣同胞與大陸民眾又不完全是相等同的,台灣同胞中的政治認同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傾向,有支持兩岸統一的,也有支持“台灣獨立”的,還有多數主張“維持現狀”的。在兩岸關係的政治現實面前,兩岸民眾的差異性又是無法迴避的。第三,台灣同胞又是爭取兩岸統一的政治統戰對象,由於兩岸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社會狀況的差異性,為了盡最大努力爭取台灣同胞的認同與支持,大陸給予台灣同胞某些優惠待遇、甚至是“超居民待遇”實際上是暫時的政策性的需要。
台灣研究既要有全局性的、歷史性的視野,也要有細緻入微的人文關懷。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習近平曾經主政福建多年,對於台灣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對於台灣民眾所經歷的特殊社會歷史環境感同身受。他指出:“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心情。”他主張:“在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撫平歷史創傷”,用親情療傷止痛,“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因此,研究台灣問題需要有全局性的思考,歷史性的觀察,人文性的關懷。統獨問題也是和與戰的問題,兩岸學者都要學會換位思考、全局思考,盡最大努力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避免戰爭給兩岸人民生命財產帶來損失。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12月號,總第25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