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次分明。“一國兩制”從政治上來講，先有一國，才有“兩制”。“‘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12〕“‘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主體是很大的主體……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的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13〕。從法律上來講，憲法和兩個特區的基本法共同構成“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2013年以前，中央並未特別強調憲法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如十八大報告的表述仍為“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然而，隨著2013年香港政改爭議的白熱化，中央感覺有必要“正本清源”，開始有意識地在港澳樹立憲法的權威，明示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此後，“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等提法成為“標配”。無論是中央措辭的變化，還是一些具體實踐如述職座次的調整、中央宣講團赴港澳宣講十九大等，都傳遞出上下隸屬的關係，即港澳是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享有中央政府賦予的高度自治。
剛柔並濟。治理港澳須嚴格依法辦事，法律有其剛性原則，但治理要有懷柔和親民之心。習近平主政以來，一方面強調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另一方面則心繫港澳特區的長遠發展、民生福祉。習近平強調，港澳要樹立國家意識，要與內地“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14〕。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權威，通過港澳地區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行為，都是對底線的碰觸，應受到法律的制裁。近年香港“獨立”、“自決”勢力的冒起，“旺角暴亂”、立法會宣誓侮辱國家等激進行為的發生，都是法律不允許的，特區政府已依據現有法律一一進行了追究。如果說法律的剛性約束是錢幣的一面，那錢幣的另一面則是柔和親民。將心比心，給予港澳充分的尊重，關心港澳的長遠發展、市民福祉和社會和諧，並以港澳社會能接受的方式傳遞這份尊重與關心。習近平一直鼓勵香港特區政府“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15〕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澳門特區政府“堅持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察民情、知民需、解民憂、紓民困”，〔16〕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在實踐過程中，也要“求大同、存大異”。“從中央來講，衹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17〕
立足長遠。習近平一直強調實施“一國兩制”的長期性，這個“長期”雖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但至少是三十年。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之後，也恰是鄧小平當年“五十年不變”的時間節點。鄧小平曾解釋為什麼“五十年不變”，“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說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本世紀內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內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也不能離開這個改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18〕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繪就未來三十年的藍圖，也就是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戰略目標與當年鄧小平講的“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是一致的。本世紀中葉，既是我們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的時間點，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時間點，在這個過程中，堅持“一國兩制”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19〕。因此，習近平的港澳治理政策是管長遠、管根本的，與中國未來的發展緊密結合。
共同發展。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初期，兩地關係延續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靠香港引領的狀態，那2003年面對“非典”疫情、香港經濟的不景氣，中央與香港簽署CEPA，開始向香港“輸血”及後來送各種形式的“大禮包”，兩地關係看上去是“香港靠內地”。而現在，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港澳與內地要達至和衷共濟、並船出海、共同發展的狀態。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在國家發展戰略的統等安排中，“兩制”之間不是互相消耗、互相對立的，內地與港澳之間的關係也不是“零和”、“各管各”的；而是互相藉鑒，優勢互補，攜手共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恰如歌曲《獅子山下》所唱，“既是同舟，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二）主要內容
習近平港澳治理思想伴隨著港澳“一國兩制”的實踐仍在不斷豐富、發展中，但大體而言，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兩制”方針將長期堅持，不會變、不動搖。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就明確表示了“三個不會變”，“三個一如既往”。〔20〕此後，該論述簡化為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其在港澳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是因為“一國兩制”二十年來的實踐是成功的，它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這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評判，國際社會也承認“一國兩制”的成功。〔21〕“一國兩制”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實現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整體和長遠利益，符合外來投資者利益”；“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我們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動搖！”〔22〕
“一國兩制”在實踐中難免遇到困難，要堅定信心、創新發展。“一國兩制”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作為一種政治表述、一個法律概念尚且簡單，但若轉化為具體的治理體系、管治方案，則充滿了挑戰。從理論到實踐，本身就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實踐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是正常的”。〔23〕“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困難可能來自多方面：有些屬於因“一國兩制”本身存在的張力、基本法制定時難以照顧周全，需要通過人大常委會釋法或決定逐步完善，有些屬於實踐過程中出現偏差，令其變形、走樣；有些是特區本身發展帶來的，有些是周邊或世界形勢變化造成的；有些是經濟方面的，有些是政治社會方面的，還有的問題歷史成因複雜，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困難，都需要中央和特區政府本著務實的態度、創新的精神認真研究、解決。
正是意識到這些明面的及潛在的困難，習近平在多個場合為特區政府加油鼓勁，並有針對性地予以指點。2014年習近平在視察澳門時，提出“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準”，“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等四點希望；〔24〕2014年香港“占中”和平清場後，習近平指出，“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希望香港各界從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廣泛凝聚共識。維護社會安定，推動經濟發展，珍視法治環境，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穩步前進。”〔25〕2017年習近平在視察香港時，對港人講了“三個相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前人用超凡的勇氣探索和突破，後人要以堅定的信念實踐和發展。前進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26〕總之，港澳治理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也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的細微調整。我們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規律，開拓創新，“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27〕
“一國兩制”實踐要堅守法律底線。法即規矩，無規矩不成方圓。依法治港治澳，就是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來辦事，大至處理中央與特區政府間關係，小至香港內部的管理，均要合法合規。基本法第八章規定了本法的解釋和修改，如果實踐中遇到需要釋法或修法的情況，也要依照相關規定來做。無視法律規定，突破法律底線的做法是不允許的。尤其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長期以來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維護法治就是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1997年香港的回歸、1999年澳門的回歸帶來憲制秩序的巨大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別行政區制度設立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橫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與本法相抵觸或經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28〕“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29〕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30〕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澳門法治的應有之義。
“一國兩制”實踐要築好“人心工程”。以民為本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實踐“一國兩制”，同樣需要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習近平在論述“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多次流露情繫人民與民族、情繫港澳同胞的深情。在香港第五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談到了中國近代以來飽受的民族屈辱和人民的悲痛，談到了改革開放帶給中華民族的嶄新局面以及香港回歸20年來依託祖國、面向世界、益以新創，不斷塑造現代化的風貌，撫今追昔，更需要繼續建設好國家，建設好香港。〔31〕在會見香港和澳門行政長官時，強調特區政府要集中精力謀發展、促和諧，解決好民生問題。讓香港居民安居樂業，滿足港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讓澳門居民“分享發展成果，改善生活品質，提高幸福指數”。〔32〕不僅兩個特區政府要對居民福祉盡力上心，內地在出台有關港澳的政策措施時，也要做到“心中有民”。“不僅要有利於促進港澳經濟發展，而且要有利於促進港澳民生改善，不僅要有利於港澳工商界投資興業，而且要有利於增進普通港澳市民的福祉，特別是有利於年輕人拓展發展空間，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要繼續出台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33〕
爭取民心的工作還與青少年的教育培養密切相關。迄今香港已回歸21年，澳門回歸近19年，也即回歸當年出生的孩子已然成年，有的還具備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青年一代對國家的觀感與認識，對港澳政治、社會的看法直接影響到“一國兩制”的實踐。“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奮圖強的光輝歷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與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與使命感。”〔34〕讓愛國愛港愛澳的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堅持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三、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港澳治理思想，不斷把“一國兩制”事業推向前進
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伴隨著中國未來三十年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港澳治理思想將隨著實踐的豐富不斷發展，指導“一國兩制”事業不斷前進。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分兩個階段來安排未來三十年的時間：第一個階段，從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O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值得留意的是，本世紀中葉的時間點，與港澳“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時間點基本重合，意味著港澳未來三十年“一國兩制”實踐將與“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相互交織，互有影響。
（一）深入理解並堅持“一國兩制”，為“後一國兩制”時代做好準備。
“一國兩制”的實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受到國內外複雜因素的影響，難言一帆風順。我們應充分認識到實踐的艱巨性，做好迎接和處理各種各樣的矛盾、困難、問題的準備。尤其是今後三十年的實踐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重疊，內外壓力空前，還需謹防有些問題在港澳與內地發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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