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意識形態的束縛減輕，北京對於宗教的態度再度鬆綁，來自西方先進國家的新教，對人們產生了較大的新鮮感與吸引力，在加上與國際接軌並有求於外資等原因，增加了北京對這些宗教的容忍度，致使其發展空間擴大。
因此，各地神學院陸續建立，部分教會財產被發還，教會組織和宗教場所的大量擴增，當前大陸新教人口有一億人，新教的教會組織大概有100萬個左右，其中五分之四是家庭教會，五分之一是三自愛國教會。目前，中共當局所面臨有關家庭教會的問題甚多，若處理不當，將會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其中包括宗教團體登記問題，神職人員備案問題，宗教活動場所問題等，都不易解決。因此，若能以提倡另一種宗教的方式，來平衡地下教會勢力的發展，不啻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方法。大陸十三億人口中，宗教人口迅速攀升已達四億，其中三億為佛教信徒。再者，這將會對於西藏有相當的融合作用，以便減輕西藏獨立的威脅。
還有，佛教所提倡的清淨無為，更可以對於當前大陸奢華炫富的風氣有所警示與改善。由於佛教深深植根於中國文化，其影響力不可低估。此外，由於其相對自由與和平的信念和行為，他們與其他族群衝突更少。此外，台灣佛光山和其他宗派，是獲准在大陸從事公益活動，如講道與提供救災援助，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由於宗教的敏感性，台灣的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區都沒有這樣的機會。
其次，在國際舞台上，也可以在國家推廣佛教的號召下，提出一個文明衝突的解方，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近平在 2014 年三月份，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到促進佛教發展，這是第一次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談文明與價值。
總之，以儒家為主流的中華文化，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土壤，在反思現代性、重建民族主體性上，是重塑國族、實現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也是以文化中國推進台海兩岸統一的需要。而佛教的教意，也正可以改善當前大陸的社會不良風氣與西方的價值影響，以便對社會產生穩定的作用。就歷史發展的角度觀之，中共當局既非批評者所指一無是處，但亦不是自詡完美無缺，而是深藏危機。中共若能順勢而為，回歸中華道統，倡導儒家與佛教，當可有助於大陸的穩定發展與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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