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國內政治與外交政策是密切相關的。在國內政治話語日益種族化的同時，美國在外交上趨向單邊主義，摒棄多邊主義。特別是面對疫情，美國在國際公共衛生合作當中做出撤退甚至破壞的舉動，給國際社會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沈雅梅認為，多國相繼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際社會對美國內政外交走向的不滿與擔憂。
暴力執法、種族歧視、社會不公、政治撕裂，“弗洛伊德之死”毫不留情地將美國社會的種種頑疾暴露於世人面前。隨著事件持續發酵，沸騰的民意能否推動痼疾的根除？種族矛盾以及社會撕裂的傷痕何時能夠被真正抹平？
在孫成昊看來，美國族裔問題和由此產生的暴力衝突將面臨長期難解的困境。“有研究顯示，到2050年左右，白人可能失去美國‘多數族裔’的地位。這一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將進一步加重白人的危機感。與此同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更突出，社會政策的差異性結果更明顯，不同階層、不同族裔獲得的醫療資源更不均衡。這都只會把美國民眾推向更加對立的狀態。”
“一些地方的選舉法中依然存在歧視性條款，導致少數族裔很難跨過門檻參與到選舉中，也很難在公共政策中有更大的發言權。”沈雅梅指出，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不僅出現在警察執法中，也出現在民眾的政治生活中。作為少數族裔的情緒性表達，示威抗議會對美國政府形成一定壓力，但是如果不能打破制度性約束、推動深層次改革，那麼這次又會和過去許多次一樣，不了了之，無疾而終。
難以降溫的動亂局面正將美國帶入更為嚴峻的處境。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傑羅姆·亞當斯近日表示，全美範圍內的示威抗議可能導致新冠肺炎疫情的新一輪暴發。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如何醫治社會頑疾，如何避免陷入抗議示威與疫情惡化的惡性循環，美國政府要做的事還有很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