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初的一次線上講座上，王軼談到前輩法學家魏振瀛教授的一個細節時，一度哽咽。
那是2016年初，魏振瀛進重症監護室之前，他特地喊來學生，用微弱的聲音，講了半個多小時自己對民法典起草的想法；進了重症監護室以後，已經說不出話了，他就讓學生們給他講民法典編纂進展情況。
2016年9月，魏振瀛辭世。第二年春天，全國人代會表決通過了民法總則，新中國民法典編纂完成了“第一步”。
此次民法典編纂之前，我國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四次嘗試制定民法典，但均因社會轉型和理論準備不足等多種原因被擱置。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孫憲忠記得導師王家福在病情惡化動彈不得時，一聽到民法典編纂情況，眼裡就會閃過亮光。
去年7月，王家福因病在北京逝世。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崔建遠在一篇回憶王家福的文章中寫道：“先生為之奮鬥了數十年的中國民法典，有望在2020年誕生。那將是對逝者最好的紀念。”
2010年，八十歲的王家福接受採訪時曾滿懷希望地說：“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應該制定一個21世紀的、超越所有國家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民法典。”
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學家佟柔、王家福、魏振瀛和江平參與了新中國第三次民法典立法，被稱為“民法四先生”。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社會對於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無法形成一致的意見，甚至連呼籲制定民法典也要頂著“資本主義”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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